可以想见，当下我国对诉讼技巧或司法方法之甚嚣尘上的攻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和“教化工程学”遗产的进一步延续和拓展。前些年大肆宣传的宋鱼水经验，应当是其现实展开。尽管曾经在一个场合，笔者亲自听到宋鱼水法官也表达说她对法律充满了敬畏，但意识形态宣教者的目的和宋法官的逻辑未必完全一致。前者所要达到的，不过是“司法为民”之类的政治理念，为了这一政治理念，完全可以牺牲法律的理性和尊严，可以牺牲诉讼技巧和司法方法，只要能够突出高高在上的道德教化，哪怕牺牲法律，也在所不惜。

　　在古典司法中突出道德理想主义和“教化工程学”，并以之作为人文关怀的标准，尚可以理解，因为受制度、经济、地理等的硬约束和文化的软约束，当时上智与下愚之间隔，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上智，不仅意味着官方在权力资源上、知识智慧上占有优势，而且也意味着他们在道德上站在制高点。因之，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教化工程学”的教员，民众只能听凭其温情脉脉、春风化雨般的教化。但这毕竟是去年的皇历。拿它来察看今年的日子，只能被它所糊弄。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政治的开化，已经把民众培养成可以权衡利弊、判断是非的理性人。官、民的分界，只是职业意义上的，而不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上智下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条件早已变型，承认每个人的理性能力和判别能力，成为建立民治社会的基石。在这种背景下，再强调“教化工程学”，反对司法方法和诉讼技巧，强调所谓教化式的人文关怀，仅仅意味着一些个官员和学者之沉湎过去，积重难返。

　　法律尽管需要人文关怀，同时在法律中也包含着教化因素，但法律的人文关怀和教化，是借助于人的理性这个基本判断。所以，它的运用，既要强调规范居先，也要强调在法律运用过程中的方法、手段和技巧。不论对法律模糊的释明技术、法律冲突的消解技术还是对法律漏洞的填充技术，都需要以理服人，而主要不是以情感人。或者即使以情感人，也是在解决了以理服人之前提下的一种额外收获，而不是司法所主动追求的目标。一位法官尽管可以把当时人教育的眼泪哗哗，捶胸顿足，但倘若其不能在判决书中以理服人，而一门心思崇尚那“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美好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在这里，所谓司法技巧、诉讼策略，所讲究的必须是尊重法律、遵循逻辑，以理服人。这其中事实上就贯穿了另种人文精神——不是把自己的高调道德理想施之于人、甚至强加于人的人文精神，而是通过辨法析理、在逻辑上说服两造。显然，这是一种能够凸显平等精神、主体精神的人文关怀，是把两造也置于理性主体之上的人文关怀。它意味着，法律现实精神及其司法方法（技巧）论所奉行的人文关怀，和道德理想主义及其“教化工程学”所奉行的人文关怀，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以为“玩弄诉讼技巧”，就远离了人文精神，不过是拿着救世主的心态和人文理念，来看待当世的司法技巧。如果我们对此不能够深刻觉悟，就只能让法律的理性沉睡，让道德的随意泛滥。人们收获的，只是赐予的人文关怀，而不是平等对待的人文关怀。之于此一时代，这样的人文关怀，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