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前苏联就是说我们自己。只要看看当下的中国律师在法律共同体中的处遇，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始终被其他国家的比较法学家划入到“社会主义法系”之中去，而且大多时候他们认为谈论了前苏联就不需要再说中国了。作为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一揽子”的教师和蓝本，前苏联对中国的法律和法学的各个方面有着极其深刻和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今天学学德日或者学学英美就可以轻易挥去的，它同样体现在法律共同体的构建和形成中。中国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地位其实也就反映了其在整个法律共同体中的地位，他们即使不是处于这个圈子的边缘和底层，也差不了多少。律师既不是法庭上的关键人物，也不是社会生活中的必需品，与法官和检察官之间也没什么血缘关系。在国家司法的律考制度尽管使得律师的整体水平高于法官和检察官，也同时不利于三者之间在出身和身份上的认同感。尽管强世功博士曾经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法律共同体宣言》，[20]在他假想的宣言中律师似乎还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在现实中更多时候是看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关于某某问题的联合说明》之类的“宣言”，公、检、法仍然是最有权威也最亲密的共同体核心成员。当然，这几年大学教授也活跃起来，成为三家之外另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法院和检察院纷纷聘请学者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一些高校的各种名头的所和中心也开始纷纷聘请实践部门的官员来做顾问。各种研讨会常常有法官、检察官和学者共同出席。我并非觉得这样不好，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一种学术界和实务界打破“不相往来”的陋习而开始良性互动的好兆头。我只是觉得在这样的活动和机构中，律师的身影太少了，有时甚至几乎不见。这是殊可悲哀的事情，其中律师界本身的不够积极也有责任，很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认为把业务做好、钱赚足就行了，管那么多做什么？其实，固然是有作为才能有地位，但地位同时也是需要争取的，忽视了对于努力构建合理的法律共同体应负的责任，也必将使得自身在共同体中的位置逐渐式微，使得律师界的长远利益受损，也使得律师界最后有可能在热火朝天的司法改革中成为默默无言的“他者”。眼下律师界的有识之士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我所知道的国内一些优秀的律所已经开始行动，比如德恒所就在北大、清华和社科院等数家高校和研究机构资助开展各种学术论坛，君合所在一些高校设置奖学金等，这既是一种回报社会、推进学术繁荣的表现，也显示出一种与学术界合作以携手共进的大气。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律所表现出这样的公关意识，而且应该努力想办法把这种良性的合作扩展到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中去。其实，再说得难听点，与其最后在敌视的目光中逼得去偷偷摸摸地“打关系”，何不在一开始就寻求在法律共同体中建构一种相互尊重和彼此宽容的气氛呢？　

　　五、作为意识形态的民众法律观　

　　在中国古代，“律师”一词原本为佛家语，佛教称熟知戒律，并能向人解说者为“律师”。“能否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21]“律师”一词也用于道家修行的品号。“道家修行有三号，其一曰法师，其二曰威仪师，其三曰律师。”[22]当然，佛家和道家所讲的律师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律师概念完全不同。但法律意义上的律师确是从此引申而来，指熟知法律、善于解说法律、并且能为诉讼当事人和社会提供法律帮助的专业人员。[23]中国古代春秋时期虽然没有形成律师和律师制度，但却存在着诉讼。适应诉讼之要求，在民间便出现了私下为当事人鸣不平、写诉状、出谋划策的人，这种人被老百姓称为“讼师”。至封建时期，代理、律学博士和代书讼师逐渐发展起来，其中代书讼师有“刀笔吏”和“刀笔邪神”之称，一方面反映了部分讼师故意挑讼架词从中渔利，而被民间讽刺和谴责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官衙对某些有正义感且文字水平高的讼师的恐惧心理。因为有些讼师的状词具有要挟官衙的作用，令官衙十分恼火。在唐、明、清，讼师这个行业受到官府的严厉管制。总的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讼师并不一定都熟悉法律知识，只不过是凭着读书识字的优势来维持生计，这种性质决定了从业者素质参差不一，且社会地位低下，加之活动没有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所以很多讼师敲诈勒索，坑害当事人，被老百姓称为“讼棍”。对这种以“吃官司饭”捞钱的讼师，社会民众既痛恨鄙夷但又无可奈何。[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