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些原因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换言之，在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的背后，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因素促使这些原因形成，并最终导致中国的刑事辩护出现如此的现状呢？接下来，我将从司法改革、法律共同体、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学教育等四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三、背景中的阴影：司法改革是盘棋
司法改革在今日已经成为流行话语和一门“显学”，从这一课题的各个方面（包括司法独立）都可以挖掘出很多的律师问题，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能就其中的一点，即庭审方式改革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发表议论。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头戏，眼下的“抗辩制”改革是在希望在刑事审判中，以控、辩、审的三角模式取代公、检、法流水作业的模式，而辩护律师作为“辩”这一位置的发言人，在改革中尤其会受到来自个方面的利益冲击。
首先，公安机关过去是掌控司法力量的核心之一，在打击犯罪的线形程序中处于发起者和牵头人的位置，属于“做饭”的角色，辩护一方的力量和地位相对公安而言简直微不足道，如今学术界的主流声音却鼓吹要把公安机关排除出司法者的行列，所谓“检警一体化”设想的实质是希望象西方国家一样，将警察置于检察官统领之下，这无形中使得公安机关的地位似乎降了一格，企图让曾经威风八面的司法机关沦为同僚的下属，却要眼看着“弄巧使诈”的“讼棍”们一跃而为舞台上的主角，这样的司法改革取向和氛围怎么能不让我们的人民警察恼火？没办法动检察官也倒罢了，难道还收拾不了小小的律师？尽管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扩大了辩护律师的不少权利，但这些还只是“纸上之法”。以公安部在今天中国官僚体制中的显赫位置，以公安人员在今天办案过程中的实际权力，不用等到法庭上，辩护律师在介入案件之初就面临极大的困难和风险，某些场合下由于上面的原因甚至比过去遭遇的敌意更甚。这种情势和阶段中的辩护律师虽然号称“人权卫士”，其实比他所要保护的所谓“弱势群体”多的只是一些法律条文的知识，实质权力上强大不了多少。
其次，在法庭上升格为与检察官平起平坐的对抗者，这对于眼下中国的辩护律师来说，短期内恐怕还是一个梦想。中国的检察机关在司法体系中的地位有不同于一般国家的特殊性。设置一种与法院平行甚至在某些方面高于法院的检察机构的传统来自前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维辛斯基担任总检察长的时代，前苏联的检察机构权重一时，炙手可热。[5]中国仿照前苏联建立起来的检察机构模式，不仅本身具有强大的公诉力，而且还保留着对于法院司法活动的监督职能。这样一个对整个司法活动具有监督权力的“官方大家长”，也许在某些场合会作出一些对“民间法律工作者”倾听的姿态，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颐使气指。贺卫方教授感慨“异哉所谓检察官起立问题者”，[6]连起立都成问题，还指望平等？指望对话？至于真正的对抗我看就更不要说了吧。而且就政治文化传统而言，从很早的时代起，中国的官方以及民众便不习惯于将官与民置于平等的地位之上。在传统中国，官方观点具有一种无庸置疑的合法性。私人创说、处士横议总比不上公文官话来得更有权威。与此同时，私人利益总是应该服从以官方为代表的国家以及集体利益。是以很多人认为，“角色平等要求的是地位平等，地位的平等取决于利益的平等。而公诉人代表的是国家利益，被告人代表的是个体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能够平等吗？”[7]刑事诉讼中之所以难以推行对抗制，在贺卫方教授看来，正是由于这样的观点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8]
最后，法官在中国的司法改革中被赋予了较高的期望，“司法独立”的讨论主要是围绕法官展开的。然而自建国以来，我们的法官被灌输的是首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最后才是“忠于法律”。近些年来，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和知识界的不懈努力，法治的理念也开始逐渐渗透到司法实践中来，大环境要求对司法资源和权力的分配重新洗牌，在观念和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我们可以觉察到法官开始自觉地要与检察官和警察划清界限。不承认这种动向和苗头是不客观和不宽厚的态度，但是，这毕竟还只是一种倾向，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很多法官眼中，辩护律师及其所代表的被告人仍然是“民”的身份，而且非常可能是为了保卫社会所要打击的“刁民”。法官即使对公诉机关的起诉意见不以为然，但一般也不会在法庭上表露出来，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看，这可能由于官方机构之间的公开争执与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格格不入。如将分歧昭示天下，让庶民百姓知晓，会导致官方权威的下降。[9]因此在公、检、法一体的司法格局下，法院若在法庭上明显地支持辩方甚至判检察院败诉，实质上便造成了法院与检察院之间的对抗，这种“同室操戈”的情况无疑是党领导下的法、检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官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控方而贬低辩方，实际上也是在维护某种包括自身在内的官方权威。另外，作为断案审判者，法官常常有一种道德上的冲动，只要是犯罪确实已经发生了，必然是危害到了受害人和社会，所以受害人和公诉人先天地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和被同情的情感引力，在众目期盼下为受害人主持公道，让社会恢复秩序，对于在“青天”思想熏陶下的中国法官来说，正是职责之所在。至于“避免冤枉好人，使无辜者不受追诉”的念头不是没有，只是很难占据主要的审判意识。这必然会导致法官难以把持住“中立”或者“超然”的立场，他/她会自觉不自觉地倒向控方一边，要从被指控者身上问个究竟出来，这种情形下出场的辩护律师，在法官眼中很容易看成为刁民护驾的另一类刁民，是不会得到青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