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为什么会这样？Kornstein在《KILL ALL THE LAWYERS？》分析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律师，那是对维多利亚时代奸诈的律师形象的憎恶。[3]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愿意做刑事辩护，对于这个行当来说，是否也意味着一种“要杀死所有律师”的暗示和征兆？只是，这样一种情境的出现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是自杀，那么律师为什么会主动或者不得不自绝于此道呢？如果是他杀，这种外力又是什么呢？
二、现实层面的原因概述
在我看来，就现实层面来说，这种现状的出现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与民商代理和证券发行等一些非诉业务相比，在中国做刑事辩护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其次，中国的司法体制使得位于其中的刑事辩护律师个人发挥的空间很小；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中国的律师做刑事案子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先说收入和地位，在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优秀的律师在做刑事辩护，是由于在美国民众的法律价值观中，事关个人生死和自由的刑事案件远远要比那些民事案子更为重要，他们因此也对刑事律师给予更多的尊敬，并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报酬。我想，这其中，荣誉和收入的双重激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在中国的法律实践中，一个奇怪的逻辑是，似乎只有为钱而打的官司才值得去付钱。而做这样一些“值得去付钱”的业务的律师在一般人眼中则有着更高的追求和地位。不那么严格地来观察，这里面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对于物质利益和自身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种看法，同时还有很多其他层次的原因，比如一些可能会进入刑事程序的案件已经在一般的所谓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中通过种种手段被“消灾”了。富人可以仅仅在经济层面与法律发生关联，而进入刑事程序的一般要么是要载的富人，更多是的“要命有一条，要钱可没有多少”的低收入阶层，更多的是靠一脸的冤相而非大把的钞票来打动律师，这可能是一种有些偏激的解读，但不能否认其中隐含的中国当下的现实性成分。而在一些律师看来，除非万不得已，既然可以在这个阶段让腰包鼓起来，何必去和检察官打交道来挣那一点小钱呢？
当然，如果仅仅用这些去回答“刑事辩护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似乎有一些小觑律师们的器皿了。事实上，中国还是有很多满腔热血的律师并不把收入作为第一位的考虑，像国外一些优秀的大律师一样，他们更希望在法庭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去为被告人争取重大的权益。可惜人所共知的司法现实使得这种想法中激动人心的成分被压缩得几近于无，尽管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沉默权、控辩平等、司法独立，居中裁判、程序正义等种种的现代司法理念在最近几年被引入国门并热烈讨论，其中一些还成为纸面上的制度，但毋庸讳言的是，公检法机关联手办案或者说流水作业以打击犯罪，这仍然或显或隐地存在于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并且恐怕还将在相当一段长时期内占据司法人员司法意识的主流。这种现状使得律师在法庭上进行刑事辩护时，很难指望与检察机关平等地对抗，很难指望法官会没有先见地、不偏不倚地居中裁判。事实上，很多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甫一出现，在检察官和法官眼中即成为一种障碍物的象征。我曾数次在法庭上看到检察官当场斥责律师，法官随意训诫律师的荒诞场景，律师唯唯诺诺的窘态让人发笑更让人心酸。再加上“为坏人辩护”的“民愤”，党委（纪检委、政法委）与政府机关对一些案件的介入和定性，一个小小的辩护律师还能在法庭上发挥多大的空间呢？所谓唇枪舌战、力挽狂澜云云更多的是一种故事性的夸大和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罢了。
除了这些之外，做刑事律师还有一些比较麻烦和不招人待见的原因，那就是做刑事辩护的辛苦和风险，比如要和行行色色的、或真或假的罪犯打交道，连带着家人的精神上都要承负恐惧和经手人命的巨大压力，在取证上则得顶着重重障碍，最后面对小山般的卷宗材料，常常至于挑灯夜战。而为“罪犯”辩护也很难得人心，很多被害人及其家属真是恨不得把辩护律师“这种没人性的动物”连带着罪犯一块给灭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觉得律师唧唧歪歪的很令人讨厌，甚至视这一群体为被告人的“共犯”甚至“教唆犯”，打击手段的体现之一便是
刑法第
306条的“伪证罪”。自97新
刑法颁布以来，因这一条而锒铛入狱的律师已近数百人。近年来对律师执业情况颇为关注的陈瑞华教授认为306条已经成为公检法机关对付“不老实”律师的“杀手锏”，律师界对此一条款自然是头疼不已，以陕西律师张燕领衔，30名人大代表两次就废除
刑法306条向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起议案，在全国引起普遍关注，这可以说是代表了深受这一条款所害的绝大多数律师的心声。会场之外，很多律师从理性的角度对此做出细致的分析，认为引诱证人改变证言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律师监控制度相比，我国刑法中306条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控辩双方在诉讼地位上的失衡，势必助长职业报复的倾向。[4]学术界的主流声音一般也都认为这一条款在立法层面含有对律师的主体性歧视，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控辩双方的对抗地位，也常常难以避免控诉方的情绪化追诉，律师的正常工作或者一些轻微的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可能被上升到犯罪层面。由此可以看出，收入、地位、荣誉以及相应的风险，使得在中国现阶段的刑事辩护之路，只能是越走越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