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性大总则虽然不会被立法者完全照搬到物权法总则章（编）中，但学说与判例一般认为，物权法总则尽管不能完全在其“总则章”中找到，但可以在其它章节中被发现，或可借助于法解释的手段被构造出来。换言之，作为物权法精髓的总则并非只有“显”身于枝节复杂的物权法条文中才可发挥其“领袖”作用，根据特定物权法的“语境”，其完全可以隐而不显，像德国、瑞士民法根本不明文规定物权法的原则那样。
由上观之，草案之总则编几乎为学理的照搬，除了“物权的消灭”外，其几乎将物权法教科书所能罗列的“物权法总则”一网打尽。相对于德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的学理性及立法性物权法总则而言，其甚至对物权的调整对象、物权的概念、不动产登记规则都作了具体规定。以总则的功能与逻辑结构分析，草案总则编的合理性在以下方面值得讨论。
二、不动产登记规则：总则的功能之累
汇总是总则的首要功能，该功能决定了其内容构成。根据法政策的要求，总则同时也具有减负效应，通过总则性规则，法律顺利实现“减肥”的目的。因此，从立法上看，将非一般性规则纳入“总则”，会使总则承受过分之累；将一般性规则排斥在“总则”之外，会弱化总则的效用。不动产登记制度是物权法（确切地说应是不动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动产登记制度是物权法典，甚至是物权法典之总则编的必备内容？草案对之予以肯定的回答，但是，无论就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性质与功能，还是从立法例上考察，将不动产登记制度纳入物权法典尤其是纳入物权法之总则，均难找到合理的根据。就立法例而言，只有瑞士民法物权编规定了不动产登记，如有学者指出的，瑞士民法规定的“占有及不动产登记薄”，“并不具有作为容纳不动产与动产之共性规则的作用，它的意义和不动产登记一样，是表征权利的形式”。[13]德国与日本均在民法典之外，制订了独立的“不动产登记法（条例）”。效法德、瑞、日的台湾地区，也制订了单独的土地登记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