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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传统理论的精髓是通过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责任来促进地方政府的竞争与经济效率的提高的话，新近理论则尝试运用企业理论分析政府激励问题。新近理论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的政府间关系比发达国家可能存在更多的问题。巴丹、温加斯特等学者认为，经济转型国家的人口流动性不强、公众的监督能力有限，地方政府的政治责任观念比较薄弱，地方政府征税水平和征管能力都较低。钱颖一等指出，财政联邦制作为一种承诺，具有维护市场有效体制的潜在力量，给市场维护提供激励。吕费斯曼将政府间财政关系视为不完全契约，认为若某一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溢出效应的话，政策协调总是互惠的、可以增进地方收益。在没有成本分摊时，中央补助可起决定性作用，政治交易过程本身就可以消除低效率；而有成本分摊时，财政分权的效率则明显占优。
（二）税收竞争主观上源于政府绩效管理
存在于各种同时规范其行为的制度环境中的地方政府，其所以进行税收竞争，财政分权是客观因素。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产生了相互独立的利益诉求，由此，有学者提出，在经济转型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都存在地方政府作为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现象：由中央确定的货币政策都对解决财政矛盾起着关键作用，以及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存在着围绕税基和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复杂的讨价还价现象。[12]税收竞争在经济转型国家出现，政治体制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传统的政府考核机制让地方长官只须对上级而无须对辖区居民负责。真正的竞争往往发生在地方政府之间，而不是出现在省级政府与中央之间。甚至，中央政府还试图通过保护地方民众的利益，来更好地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
政府绩效，是指运用“绩效”概念衡量而得出的政府活动的效果，指政府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的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13]政府绩效改革就是改变政府只是“照章办事”的传统风格，塑造有使命感的政府；即改变以过程为导向的控制机制，谋求以结果为导向的控制机制。政府绩效以取得的结果而不是以投入要素作为判断政府部门效率的标准。根据政府绩效评估的目标和评估标准，运用现代通讯技术，通过管理效率、管理能力、公共责任、公众的满意程度等价值判断来体现。[14]我们认为，政府绩效评估应当引入“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中心”的制度理念：政府部门应当对公共服务的消费者负责，公共消费者籍此对公共服务直接进行控制和选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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