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804年《法国民法典》之后， 1896年德国颁布了《德国民法典》。这两部法典的出现意味着理性法律文化的胜利。虽然这其中出现了历史法学派、自由法学、法律社会学等等，但都没有挡住法律理性的进步。在1912年还出现了以《瑞士民法典》为代表的第三次法典化高潮。现在，人们对历史法学派还存在着一些误会，“历史法学并非将法理解为历史，实证法学毋宁才是‘历史性的’？？历史法学派的真正本质是：重新创立有方法意识的、体系的法学。具体言之，其希望将现代运用的法释义学提升到，以对认识的批判为基础，将实证材料全体组织成具内部体系的学术；这是历史法学派罗马语系分支最主要的意向与成就。”〔6〕导读13在德国虽经历史法学派的批评，但德意志的法学家并没有放弃法律的法典化努力，相反正是由于历史法学所研究的释义学，阻遏了罗马法成为历史，促动了德国民法典的完善。再加上萨维尼后继者对解释方法的研究，法典竟成了逻辑自足的体系，法官只需从构成原理或规范的法律中进行推论即可。法官只行使判断权，而判断只需形式化规则，而不用他求。德国法学家的这种努力，使得在法律生活中人们对法律的信赖受到了强化。德国的法律要求法官必须忠诚于法律，严格执法。但同时也产生了负面作用：“他们对压力集团的侵入比较无抵抗能力，此外，因缺乏独立的公共意识，他们又是过分容易认同一般的国家秩序权力。”〔6〕导读17后来的德国法院在自由法学及法社会学的冲击下，改变了严格法制的做法，承认法官拥有在法条缝隙中续造的权力。德国法律界的这种做法，虽然影响了法律的安定性，但还是非常坚定地承认了法官必须尊重明确的法律。这与我国法学中无原则地怀疑规则的确定性并不相同。德国的现行法律已明确规定，法官判案如有续造必须经过论证。这就是说正义首先是法律中的正义，尔后才是法官所感受的正义。毋庸讳言，严格法制已受到了巨大冲击，法律的封闭性早已被打破，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断言形式法学的破产。目前，中国也正在制定民法典，市民生活的法治与此息息相关。但我们非常担心，在一个不重视形式法学，制定法没有最高的权威的国度，即使我们有了法典，它能发挥多大作用？ 所以我们认为，法典的完善及公众的严格法制心态对法治的建设有很大的关系。法典制定出来了，就不能随便解释，必须按法典规定来生活及处理案件。从我国的法律学人还在追求完善的法典来看，我国还有对理性、对形式法学的需求。至少在中国，目前我们还可以高喊：法律乃是理性的体现。法律中的价值及形式理性是法律的灵魂之所在。
理性主义的追求还表现在对方法论的重视。美国哲学家杜威在《确定性的追求》一书中的第九章专门写了“方法至上”。他认为：“不确定本来是一件实事。它意味着说，当前经验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这些经验本身就是障碍重重，未来充满危险的。克服这些障碍的行动又没有成功地把握，因而这些行动本身也是危险的。情景内在的具有这烦难的和不确定的性质，因为这种情景的后果悬而未决；他们走向厄运，也走向好运。人类的自然倾向就是立即采取行动；悬而不决是不能忍耐的；渴望立即行动起来。”〔7〕224后现代法学指责了法律的不确定性，这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仅仅是一个事实判断，关键的问题是下一步人们该怎么办。我们认为，在各种主要法典出台以后，法官的任务恰恰是要明确这些在案件中所遇到的不确定性。但在明确法律的过程中，对明确的法律不能进行解释，要让法律自身显示作用。只有明确的法律不足以确定事实的法律意义，才可以进行续造性解释。虽然，“法律是社会的产物。一定社会的法律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法律规则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关系的影响。离开社会背景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1〕274但德沃金已经看到，求助于法律规则外的标准解决案件只是在找不到明确规则的时候。在法律明确时解释法律只能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即使是续造性解释也很可能使法制出现厄运。为了避免这种厄运的出现就需要法律方法——那种追求客观性的方法。客观性是反对解释的法哲学基础。而追求客观性的各种方法是反对解释的方法论基础。
三、法治反对解释的原则是司法克制主义的要求
美国早期
宪法的制定者已经看到：“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所以对
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4〕392 - 393这实际上是说解释权及解释活动的存在是必然的，但这种权力应该怎样行使？ 或者说解释活动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则是我们必须探讨的内容。在法律解释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从我们主导的观点来看，法治反对解释实际上是坚持司法克制主义。但这种坚持也应是有道理的。在本文中我们是用批判能动主义的方式叙述克制主义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