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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面对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钱端升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和勇气,从未退缩过。
1949年以后,这位曾大量发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各种专论,对国家未来有一套完整设想的政治学家,不再像往年一样独立思考,敢想敢说了。
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对1972年访华时见到钱端升的情形是这么说的："……钱端升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来,一直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实际上,他就被安排就座于餐桌的角落里,尽可能地远离主人。我几乎料想宴会供给他的只是几根狗骨头罢了。......当他们来到我们房间时,我们都为旧友重逢而感到兴奋激动。但他们对个人的遭遇却只字不提。他加强语气强调说,‘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一个政治学的教授,竟说出那样的套话,着实让人唏嘘。
对钱端升来说,不得不向权贵认错、忏悔、甚至自我否定,是一种痛苦,但整日无所事事对他也是种折磨。1949年以前,钱端升是很能写文章的,书也是一本一本地出。他在哈佛做客座教授时用英文写的一部《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巨著,到中美关系解冻时,已经成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教科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本书还在再版。但是他的后半生,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
许章润在文章中曾提及这样一段他亲身经历的细："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退休‘司机''曾当众兴奋地说过：‘罗典荣?钱端升?哼,他妈的,那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
在《政治学家的天真》一文中,汪子嵩写道：“"从现实政治角度看,他的许多见解不免天真,但从高瞻远瞩的政治科学的角度看,我想,钱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项很有精神价值的财富”。“其实这正是钱先生作为政治学家的价值所在,他要是不‘天真’,就是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了。政治家是讲现实的,而政治学家则必须‘天真'',不然谁给我们许多理想呢?"(谢泳《寂寞钱端升》)
钱端升为他的天真付出了代价。
还有两个细节同样令人深思。上世纪80年代,已是耄耋老人的钱端升了却了两个心愿一是他在81岁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二是他分两次把自己劫后的手稿和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大学。第一个细节好理解,但捐书给北大,这种肥水流入外人田的举动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钱端升毕竟是政法学院的首任院长啊。
对于这个问题,许章润在《所戒者何一一钱端升的宪政研究与人生历程》中,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终其后半生,‘钱老''似乎均不认同自己的‘政法学院''这一段人生,可见一个非学术性的培训l|‘枪杆子刀把子''的机构,终不能成为书生托命的真正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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