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优势地位既然是一种交易中的优势，大多在合同关系中体现，就应当遵循
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因此，规制相对优势地位，就不能单靠
反垄断法来完成，而要强调民商法尤其是其中的
合同法的配合，以便实现“综合规制”。
通过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而缔结的合同，可能在效力上存在瑕疵。我国《
合同法》明确要求合同的订立必须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且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该规定，现实中存在的拥有优势地位一方提出各种不合理交易条件的行为，实际上是有违法律精神的。此外，我国《
合同法》还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或者“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该合同。基于此，如果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一方，滥用该地位订立了明显对相对人不公平的合同，或者订立合同时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则该合同就属于可撤销或可变更合同，受损方享有撤销或变更权。因此，
合同法中的可撤销或可变更合同制度，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规制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目的。
但另一方面，
合同法奉行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原则，这种情况下，要求交易相对人证明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困难的，而且正由于“依赖关系”的存在，依赖方出于持续经营或持续交易的考虑，往往不愿或不敢证明。此外，何为“显失公平”，也缺乏可操作性的标准。正因如此，单纯依靠民商法来对相对优势地位的滥用行为进行规制，实际上是困难重重的。
在市场自身无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情况下，国家公权力就有必要将其作为“公共问题”从法律角度加以规制，在各种法律之中，能够对相对优势地位进行有效规制的，无疑还是
反垄断法。因此，相对优势地位的法律规制，必须强调
反垄断法与
合同法“双管齐下”。从二者关系来看，
反垄断法和
合同法对相对优势地位的规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取代或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互相配合、共同规制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交易中存在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既可能在
合同法上被视为合同效力存在瑕疵，也可能在
反垄断法上被视为一种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