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的传统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国人对行政权的肆无忌惮和司法权的萎缩习以为常，对侦查中的强制措施侵害人权也表现出巨大的宽容。
在中国当前的制度设计上，我们确实看到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工，但是距离分立的地步似乎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了法院独立，但是法官个人并没有独立。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法院在财权上受制于当地政府，在政治上也从属于行政机关。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发现了行政权的强势和司法权的弱势。
让我们回归到刑事诉讼这一具体的场景。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人民在控权上所作的努力。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的应接受检察院的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66条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但是检察机关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侦查机关，自己对自己的会有效的制约吗？第6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另外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我国是侦控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有着相同的目的。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让人不能不怀疑二者之间的制约会有效。
四、余论：我们应该做什么
也许笔者在第二、三部分的论述会引人误解，认为：传统和价值观念决定着司法审查制度的存否。从制度与观念的关系来看，如果制度是“物质”的话，那么观念就是“意识”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或制约着物质。但是毕竟物质是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制度上建立起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就更能增进公民的人本意识，强化国家对个人的尊重，我们也朝和谐社会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并且，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已逐步树立，在制度上进行那样的变动能为社会所接受。如果我们确立起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那么存在与刑事诉讼领域中的功利主义的思想应该很快就会被瓦解，而代之的是“以人为本”的和谐精神。另外，我国宪法第33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中建立起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也是符合
宪法精神的。同时，人权保护的呼声在国际上日渐高涨，对强制措施进行有效制约，对于中国社会成功转型并与国际接轨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