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政府）的权威大于法治权威，这对于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那么中国也不例外。
　　从中国法律发展的脉络来看，司法从属于行政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从清末以降，行政与司法分野，但是司法仍旧是行政的附庸，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大的改观。如果真有改观的话，只不过行政与司法分署办公，只不过有更多的人为司法独立而呐喊。
　　数千年来，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于一身。对于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皇帝手中的立法、司法诸行为不过是其行使行政权力的工具罢了。中央如此，到了地方，各州县长官兼理行政与司法，行政的光芒远远亮过司法的星火。由此，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传统：行政权才是中心，司法不过一工具而已。
　　另外，我们还需要体认另外一种价值观念：集体主义。
　　在这里我不愿意对集体主义对于中国的优劣下一结论，无论是从政治或社会的层面，我只想局限在刑事诉讼的有限场境内，初步说明集体主义对个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原初的集体主义莫过于“家国思想”。在中国，作为存在的个人是可以视而不见的，每个人的存在不过是为了家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富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 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他们的不过代表了国家与个人、家族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俗语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为了家国，个人必须做出牺牲。可以说个人的存在并非目的，不过是实现家国目标的手段罢了。因此个人行为违背习惯或者伦理，其毁损的不单是个人名誉，更为重要的是其玷污了家族或国家的形象。沉潭或者分尸不单是对其叛逆的惩罚，而目的是要用鲜血抹去其带给“家国”的污点。
　　近代以降，集体主义之“集体”的标准有所变化，家族之“家”已被砸碎，代之的是阶级、阶层以及村社。当然，国家依旧是集体的最高形式。因此，牺牲是为了阶级，努力劳动时为了村社。个人的概念依旧那么遥不可及。
　　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原初的，还是近现代的集体主义，他们的主要作用是牺牲个人，成全集体。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功利主义的生成并蔓延就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似乎有些势不可挡。所谓功利主义就是以计算社会所获的幸福和快乐指数为价值取向。就像夏勇所解释的那样：“功利主义并不像我们通常从汉字面所误解的那样，是自私自利的……实际上，作为一种与古典社会契约论相对立的学说，从边沁到休谟，功利主义意在为国家和社会政策的合法性提供一种新的、实在的基础，以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与福祉”[7]（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下同）如果牺牲个人能换来大多数人的快乐和幸福，那么针对个人采取的任何措施也是正当的。因此，强制措施不受制约，侵害个人人权也不是不可以忍受的，毕竟它可以带来社会的安定和成员的安全感。“（功利主义）它从功利的产出角度只关心结果，它抹去了道德和我们政治语汇里的一些重要元素，这就是平等、正义和权利。”“在刑事法律方面，功利主义为威慑理论奠定了基础。”[8]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