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果按照第二种观点，则是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是现行
刑法明文禁止的一个原则。虽然这个方法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的一切疑难，但是这是一个被禁止使用的方法；被禁止使用，就是不能用；一个不能用的方法，怎么可以使用？
所以，我认为当现行
刑法不允许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的情况下，应当把现行
刑法第
三百五十八条至第
三百六十二条规定中的“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改为“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把“他人”两个字拿掉，以扩充
刑法外延，避免
刑法遗漏。
四、贩卖14周岁以上男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源自现行
刑法第
二百四十条的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这个条文规定了“拐卖女性、儿童（十六周岁以下）”的行为，是犯罪的行为。而纵观整部
刑法，却会发现“拐卖非儿童状态的非女性”的行为——即拐卖十六周岁以上男人的行为，并不被
刑法规定为犯罪。根据现行
刑法，如果在拐卖十六周岁以上男人的过程中，出现其它犯罪可以按律论处，而此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
对于这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由于我国现行
刑法没有规定拐卖十六周岁以上男性属于应当被禁止的犯罪行为，所以不应当把拐卖十六周岁以上男性的行为视为犯罪。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妇女和儿童同属于人类，既然
刑法认为拐卖女性、儿童的行为属于犯罪；那么，拐卖同属于人类的十六周岁以上男人的行为，也应当视为是犯罪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由于历史形成的差异，在处罚上应当轻于拐卖女性、儿童的行为。
以上两种观点呢，我都不赞同。
如果按照第一种观点，“拐卖女性、儿童”的行为可以构成犯罪，而社会危害性相当于“拐卖女性、儿童”的同类型的“组织动物卖淫”的行为，居然不可以构成犯罪；只是由于法律不允许人身自由的买卖，所得收益应当作为不当得利予以返还——这样的判断，就已经不是什么违背法理，而是违背常理的问题，而且也是直接违反了现行
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即罪责不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