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之多样情状，大致上可以涵盖绝大多数的同居义务之违反的情况，其主要法律效果为他方可以提起离婚之诉，适用民法第一０五二条的规定而获得解决；并且，可以主张违反同居义务之一方，应依第一０五六条规定负赔偿之责。因此可知，即使无第一００一条之明文规定，第一０五二条的相关规定对于同居义务之违反，亦有相同的制裁效果。至于第一００一条规定之同居义务，实质上欲达成之夫妻合意性交、相互扶持、分担家务，或恢复双方感情之共同生活...等目的，实际上未必有此等效力。亦即，第一００一条之规定纵然有法院的确定判决加持，仅有诉请离婚之诉的效果[16]，事实上却未必能有效使夫妻达成实质同居的目的，可谓形同具文；甚且，引发别居请求权、暂时别居...等法律争议，徒然增加司法困扰。故
民事诉讼法第
五七七条、第
五七八条规定，履行同居之诉为「调解先置主义」，实乃考虑社会现实之不得不然的规定，堪称务实可取的亡羊补牢办法。
以夫妻之互负贞操义务（或忠诚义务）为例，此一义务虽无法条明文规定，但依大法官释字第五五四号解释对通奸行为适用
刑法之处罚仍然认为合宪，以及藉由第
一０五二条第一项第二款之适用，即可间接承认此一法律义务[17]，相较于第
一００一条的赘文规定，应是较为明智的立法。违反夫妻互负的贞操义务，可以构成离婚或别居的理由，大法官会议释字第一四七号解释即有：「夫纳妾，违反夫妻互负之贞操义务，在是项行为终止以前，妻主张不履行同居义务，即有民法第一００一条但书规定之正当理由；...」[18]故我国民法虽无别居之设，但实务上承认事实上之别居，认为有正当理由时得依民法第一００一条但书规定，主张拒绝同居之抗辩[19]。就此以观，主张别居之抗辩权即使无民法第一００一条但书之明文规定，亦可依凭释字第一四七号解释而于法有据。
然仅有主张拒绝同居之抗辩权，对于主张有正当理由别居之一方似有保护不周；故有学者主张得提起确认别居之诉，以保障别居请求权，冀能达成别居过后，使夫妻言归于好的目的。[20]由此可知，实务上仅承认消极之别居抗辩权，但部份学者则主张得积极确认别居请求权。主张得积极确认别居请求权的学者，其主要用意在于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演变，使愈趋微妙的夫妻情感与生活，能在不违反婚姻共同生活本质的情况下，尊重夫妻个人生活的自由意思，期能调解同居义务产生的摩擦或压力，使夫妻均有机会获得短暂的个人生活自由，以利婚姻生活的长治久安。[21]
依照目前（新增修）的亲属法规范来看，第一００一条的但书规定与新增的第一０八九条之一的但书规定，都是第一００一条之履行同居义务的例外规定，等于承认夫妻有不能同居之正当理由存在时，得以不经由请求法院裁判而（径行）别居；此二条文之存在，无疑更让第一００一条的履行同居义务之规定形同赘文；也让「别居权」究竟只有消极之抗辩权，还是进一步包含积极确认的请求权，更添争议。
综上所述，别居请求权之所以引发诸多争议，主要是因为第一００一条之夫妻应履行同居义务的规定，与别居请求权本身的性质产生矛盾，让人难以取舍，故有所谓「暂时别居」的概念因应而生。知名的亲属法学者陈棋炎、郭振恭等人，即认为「日本学说及判例，多以民法上有关夫妻同居义务之规定，为强行规定，故违反此规定之契约，应属无效。 然如夫妻合意免除此义务，其情形并不违背婚姻共同生活之实质者，夫妻间一时的别居契约，似可解释为有效。」[22]此一「暂时别居」的概念，其实是考虑同居义务与别居请求权两者，所产生的衡平概念。而且，此一概念在适用上，似乎有扩张解释第一００一条但书规定的情形；亦即，所谓别居的正当理由，并不限于上述得适用第一０五二条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的诸般情况，在夫妻双方合意约定别居时，亦属别居之正当理由[23]。
夫妻别居后，婚姻关系仍然存续，故仍应互负贞操义务、生活保持义务[24]...等；而这些义务的存在，并非因为有第一００一条的明文规定，而是因为民法亲属篇基于婚姻的本质，本来就有制定的规范体系，与第一００一条的存否无涉。由此可知，若删除第一００一条之规定，对于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并无可议之不良影响；反而可以减少别居请求权等争议，使别居请求权回复到传统的夫妻内部关系，由夫妻双方协议；也不虞因此有抵触一００一条规定之虑，或形成法律适用上的潜在矛盾。所以，夫妻双方基于事实上的需要，亦应得不经由法院介入而协议别居，而其达成的协议于嗣后双方发生争执时，应认为有诉讼契约的效力；在一方提起离婚之诉时，可以其协议内容确认损害赔偿责任的归属，以达成追求实体权利之利益与程序效率化[25]，进一步省却确认别居之诉的诉讼纷争、司法资源。
若夫妻双方协议别居不成，一方确有上开所述之诸多别居正当理由时，当然得不经协议而径行别居（如前所述，不再赘言）；他方若因此受有损害，亦得诉请离婚并请求损害赔偿。惟实无须特别考虑于此情形，赋予他方得声请给付同居义务之请求权；盖因一方无论是否有别居之正当理由，若已毅然决然径行别居，皆为夫妻内部关系之摩擦[26]，应由夫妻自行协调解决，不宜由国家投入司法资源强行干涉；否则，徒然落得「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讥，亦不符合所谓的「司法最小主义（或司法极俭主义）」[27]的精神。从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可以减低社会成本，例如对污染环境者科处污染税或罚锾，或订立「洁净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achanism）」进行「碳权（或配额）交易」...等；反之，将内部成本外部化，则会增加社会成本，例如由政府代替经济弱势者向不特定人承租房屋、赋予请求履行同居义务之诉或确认别居之诉的请求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