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该“宣言书”是引用办案干警对梁×的讯问笔录内容来证明其没有施刑的；但这两者风牛马不相及，压根就不具备证明与被证明的因果关系，何以通过笔录来证明行为的发生与否呢？况且梁×也因笔录的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而拒绝在其上签名，该笔录也不能生效。
3.有罪供词受“资助”，无罪供词被“欺负”。2000年1月16日早上，梁×在自由意志下所做出的无罪供述，控方却没有在法庭上提出来，而仅出示了非自由意志下做出了有罪供述。据此，我们援引《
刑事诉讼法》第
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对公诉机关提出疑问。
4.商务通属谁之物？何以谓之为“赃物”！对于涉案赃物“商务通”的归属，我们询问公诉机关是否确定其属于被害人所有时，公诉机关给出肯定回答，而当我们以“商务通”属种类物为由，进一步求证于公诉机关，有何证据或特定化标志能有效证明其属于被害人所有？当我们不厌其烦地追问能否排除被告人梁×拥有该部商务通的可能性时，公诉机关没有回应。
5.据闻同伙一大片，久仰“大名”未谋面。控方认为，在梁×行诈之前，是由蔡X此人借口洽谈建厂，进而将被害人诱到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口的，同时，控方还指出，与梁×一同诈骗的同伙还有“香港人”、“大鼻”。 然而，当我们表示对这些同伙详尽信息，现在何处？是什么人？从何得知有这些人？公诉机关也未能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回答。
6.案情混乱实难断，问得控方团团转。根据控方所述，欧×当时在案发现场假装卖海麻雀，而其他“同伙”究竟如何具体分工呢？谁组织的骗局？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赃款身在何处？如何被瓜分？共同犯罪人中各自的刑事责任孰轻孰重呢？
综合上述，此诈骗案汇聚了以下几个疑点：
巨额脏物“神龙见尾不见首”，被害人“孤证独据”，无证人，马拉松讯问的“不解之迷”，被告的有罪供述“非任意性自白”，犯案过程“扑朔迷离”……
基于以上团团疑云，诸多问题悬而未决，我们为梁X作无罪辩护，层层论理，以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最终，公诉机关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托词，于2000年7月12日决定撤回起诉，并释放当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