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详细阅卷、数次会见当事人梁×，我们确定了以“数额的认定”和“诈骗行为的定性”这两个方面为突破点。
诈骗罪在分类上属于财产犯罪，是“数额犯”，需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数额较大”才能认定为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了诈骗罪的数额，规定了“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元以上的属数额较大”。据此，我们采用“听众”容易接受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用证据说话。
（一）巨额现金“身份不明”。对控方指控被告梁×和欧×诈骗刘×线4万6千元现金，控方、被告方、被害方似乎都达成了“共识”，然而，追根溯源，我们对该款项 “核实身份”时发现，该款项宛如沉甸甸的海绵，看似份量不“轻”，实质“水分”太多，所以，从以下几点展开辨论：
1.被害人自言自语，虚设金额设骗局。控方由何得知巨款已经落入被告梁×和欧×的囊中？在这一点上，只有被害人一面之辞。在控方据以确认数额的证据中，只有被害人刘×线的陈述：“被骗去的公文包内有4万6千元左右。”除此之外，绝无仅有。据此理由，我们成功削弱了被害人陈述的可信度。
2.当局者“迷”。控方曾因被告人梁×在对公安机关的供述中亲口承认被害人身上携带有4万多元现金，随即在对金额的认定上，认为被告人与被害人口供一致、相互印证，完全符合了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但这与我们会见梁×后所了解到的情况相距甚远。公安机关在讯问梁×时，梁×确实承认当时听说刘×线身上带有巨款，但“听说”并不等同于“证实”。
在本案中，当时只有刘×线一人的陈述，将现金的具体数额报给梁×言听，而梁×由始至终没能见到4万6千元的“庐山真面目”。倘若单凭受害一方片面的言词，即可炮制巨款的生成，那岂不成了“出口成金”了？因此，我们以口说无凭为由，极大地削弱了被害人陈述的可信性。
3.办案人员走马观花，人云我亦云。身为侦控机关，其主要职能应该是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事实，而时下不少办案人员在讯问这一环节上往往是走过场，没有对被讯问人的供词予以求证，没能慎重考虑其辩护理由是否合理，而在询问环节中对被害人的“诉苦”则深信不疑，并根据其陈述来“按图索骥”，甚至将被害人单方提供的信息尊为官方数据而予以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