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成员与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联系，这成为了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脱离了经济，脱离了财富来谈人的发展已是不切实际了。这也反衬出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局限性，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义”、“利”分离需要改进的地方。经济社会成为了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最基本的生活平台。由此，市民社会必须要与经济社会结合，在经济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成为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财富在经济社会中极大地改变、形成了社会成员的性格。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详细论证的重点：财富或资本形成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性格的分析是《国富论》的主线。如亚当•斯密对资本家的分析：“劳动者的雇主即靠利润为生的人，构成第三阶级。”“推动社会大部分有用劳动活动的，正是追求利润而使用的资本。”“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与一般社会利益的关系，就和其他两阶级不同。”“在这一阶级中，商人和制造业通常是使用资本最大的两阶层。因为他们最富裕，所以最为社会所尊敬。他们终日从事规划与设计，自比大部分乡绅具有更敏锐的理解力。可是，因为他们通常为自己特殊事业的利益打算，而不为社会一般利益打算，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在最为公平，(不总是如此的场合，)也是取决于关于前者的考虑，而很少取决于关于后者的考虑。”亚当•斯密入木三分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在现实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到了马克思时期，马克思更加清晰地指出：人在社会中完全被资本所左右，研究人可以不必要从人的本性或是从人的其他方面入手，只要从他的社会财富来分析，尤其是对资本家的分析更是如此。他的《资本论》中分析的只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而这本书却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社会科学著作。从中，我们知道，决定资本家性格的不是他的人性或是人格，而是他的财富和资本。从资本入手，就可以揭示资本家性格，也可以预知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　
　　社会以财富、经济为中心，资本在社会中就占据着十分显著的位置。资本的活跃的程度也代表着一个社会发展的程度。在现代社会中，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发达的主要指标就是它的国民生产总值，这在近代社会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在古希腊时期，社会的发展程度是按文明与否来衡量的；在中世纪，社会的发展程度是按是否是信仰上帝而决定是基督教国家或是异教徒国家。前者是道德，后者是信仰。而现代社会则是财富。这样一种标准，是一种脱离了人的标准，马克思早就睿智地指出，这样一种标准会导致恶果，那就是人的异化。[2]本来，人运用财富是为了人更好地发展，但人在追求财富中，会忘掉他的出发点，而不断地追求财富，甚至不择手段，由此将财富构成他生活的全部。这就是以手段代替了目的本身，是人的异化。在经济社会中，如果以财富为唯一的目的，人会为富不仁、不择手段、丧心病狂。这是经济社会需要避免的。追求经济、财富、资本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唯一目的。但是，现实的生活往往是，经济社会与市民社会存在着潜在的分裂，背离市民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在垄断的条件下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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