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页。
法有其社会性，不能忽视对社会秩序和相对安定的环境的维护，也不能不照顾到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从根本意义而言，法仍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旨归，这是法的阶级属性。
关于国家法对民间的强行推进以及对民间秩序的破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详细论述，可参加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8页。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5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田成有著：《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郭道晖：“论立法的目的”，http：//www.xslx.com/htm/mzfz/fxtt/2002-9-20-10007.htm
当然，法律推理的确定性是相对的，实现司法过程的确定性依赖于一系列的主客观条件，对此将在下文具体讨论。
大陆法系国家奉行严格司法主义，不主张法官对法的续造的权力，并严格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具有明显得大陆法系传统。
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页。
我国立法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在立法提案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做得远远不够，例如，在近几年最重要的一部法律
——物权法的立法起草工作中，我们听到的总是人大法工委或是一些学者的名字，而很难听到法院的声音。
如果说社会秩序是由法律在调整，那么关乎人们生产生活的法并不是宪法典或是刑法典，更多的是那些来自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层层批转的××法实施意见（实施办法、实施细则），甚至是一些连规章的级别都不够的“规定”“办法”等，如同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一样，它们是地方的“父母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