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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关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本来是分权与制衡理论下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但由于政治原因，无论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司法”似乎成了普遍接受的“真理”，相反，“司法独立”这一命题长期被视为研究禁区。尽管80年代初著名法学家龚祥瑞先生曾撰文论述司法独立的理解与适用问题，[6]但在1997年十五大召开以前，专门研究司法独立的论文凤毛麟角。
谭世贵教授较早系统研究司法独立问题，认为司法独立是由三权分立派生出来的一项基本原则。西方已经建立起一套可行的保障机制，如严格的法官任用制、法官不可更换制、法官专职及中立制、高薪及退休制、民事起诉豁免制、自由心证制、法官惩戒制等。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应正确界定司法机关的范围、处理司法机关与地方的关系、集体领导与法官个人职责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等。[7]其后，司法独立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围绕该问题专门、展开、深入研究的文章越来越多：如探讨为何要司法独立；探询革命导师对司法独立的论述；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之间的关系；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检察权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司法独立与法院组织机构调整问题；司法独立与法官独立的司法人格问题；司法独立与法官管理制度的改革等等；至于其他论及司法改革的文献，往往也或多或少涉及司法独立问题，或者从司法独立的命题出发，进而阐述司法改革方面的其他问题。
2．1．3 关于全球化对中国司法的影响与国际司法标准
公丕祥认为，发端于15世纪左右的第1次全球化运动，并没有打破中国传统司法固有的格局；19世纪的第2次全球化运动，则中断了中国司法的自然演进，催生了一个“西方化”色彩的司法体制；而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引发了全球司法生活的重塑过程，而且推动了中国司法领域革命性的变化，形成了司法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有机互动，创出一条既与国际司法准则相协调又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中国司法现代化道路；[8]郭道晖认为，超国家权力与人权和主权之间的关系，正在被重新界定。在摒弃国家主义司法观时，还要放眼世界司法权的新发展和新动向。不仅我国一些法律要与国际接轨，并加强已有的国际司法协助，而且还要妥善处理超国家的司法权力干预，争取国际司法权力共享，参与必要国际司法合作。笼统地以“主权高于人权”的心态进行抗拒，不利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陈兴良认为，随着我国溶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我国刑事司法理念正由专政为核心向以人权保障为归依演进，引进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十分必要，包括价值上的转换、制度上的改革和规范上的更新；[9]崔敏认为应研究国际司法准则，推进中国司法改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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