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依法保障违法者的隐私权有利于违法者重新融入社会。隐私权所要保障的是人“有体面地生活”的伦理要求。既然法律不否认违法者作为人的属性，那么，法律就不仅应当为善良公民提供法律安全，也同时应当为违法公民保留必要的“体面”。否则，如果听任对违法者隐私的披露，一方面会激起公众对违法者的过分蔑视和排斥，另一方面也会导致违法者过分的自卑和对社会的抵触，这不仅不利于违法者的自新，而且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强调对违法者隐私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四、如何在取缔卖淫嫖娼活动的前提下保护卖淫嫖娼者的隐私权
从世界多数国家的
宪法规定以及宪法学理论来看，除人格尊严、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少数公民权利具有绝对价值外，绝大多数公民权利在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可以依法予以限制。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的途径，首先是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作出规定，再由行政机关实施该法律完成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在这个过程中，行政机关当然享有自由裁量权，但行政机关不能代替立法机关制定限制公民权利的法律，这就是法律保留原则。作为一项
宪法原则，公民的隐私权是可以依法予以限制的。如《日本国宪法》（1946年）第35条规定：持有依据正当理由签发并明示搜查场所及没收物品的令状，可以对公民的住所、文件及其所有物进行检查、搜查或没收；《意大利共和国宪法》（1947年）第14条规定，在法定场合按照法定手续并根据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各项保证条件，可以检查、搜查和查封公民的住宅；第15条规定，根据司法当局的说明理由的文书并遵守各项法定保障，可以对公民的通信及其他各种通讯联络之自由与秘密进行限制；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0条规定：“通信、邮政、电讯的秘密权利不容侵犯，但可依法限制此类秘密行为”；第13条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得由法官或经法定的机关发布命令后，才允许按规定对公民的住宅进行搜查，此外，“本项不可侵犯的权利依法可能遭到剥夺或受限制，其目的是为防止公共利益受到危害或危及个人生命，以及紧急防止危害公共秩序和治安，特别是在为解决住宅缺乏问题，同流行性疾病作斗争和保护青年人免受危害而采取措施时”；《菲律宾共和国宪法》（1987年）第3条规定：“通信秘密不受侵犯。但根据法院的合法命令，或为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的需要而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我国现行
宪法第
33条第4款规定“任何公民享有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
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对公民隐私权的限制原则。就公民的行政违法行为而言，有关法律也同样缺少限制违法者隐私权的规定。如《
行政处罚法》第
42条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80条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办理治安案件时，对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应当予以保密。”这两部法律对行政违法者（包括卖淫、嫖娼者）的隐私权并未有任何限制性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包括卖淫、嫖娼者在法律上享有绝对的隐私权。在“深圳妓女示众事件”中，警方官员在宣布处罚决定时，分别读出卖淫、嫖娼者姓名、出生日期和籍贯的做法，无疑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针对这一判断，公众往往会习惯性地反问：卖淫、嫖娼者要不要处罚、色情活动要不要取缔呢？鉴于色情活动不仅是一种公认的社会丑恶现象，为公序良俗所不容，而且滋生着大量的并发犯罪（如拐卖妇女、强迫卖淫、盗窃、诈骗、持有或贩卖毒品以至绑架、杀人等暴力犯罪），公安机关应当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66条的规定取缔色情活动，并对卖淫、嫖娼者进行处罚，这同样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公安机关在取缔色情活动，处罚卖淫、嫖娼者时，如何做到不侵犯其隐私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