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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更多乃是由于外部因素主观化干预或干扰进而破坏源于西北游牧文化并对西北生态环境具有自调适功能的“内部规则”的结果。换言之，“与外部秩序相对应的外部规则尽管是人类社会所不能或缺的治理工具，但是它却不能因此而侵扰甚或替代内部规则得以生成并得以维持的内部规则，否则自生自发的内部秩序和植根于其间的个人的行动自由就会蒙受侵犯并遭到扼杀。” 事实上，甘青五个特有民族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极为丰富的生态观念及其治理实践曾长期维系了西北地区生态平衡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西部开发中，并不宜简单地将五民族的生态文化视为原始的、粗俗的和落后的东西而加以鄙弃或所谓“现代化改造”，相反，其中的合理生活消费习惯和经济生产方式正是我们今天弥足珍贵的环保制度资源。下面通过归纳概述五民族的生态文化，进而对其作一些生态法哲学的初步论辩。见下表：
甘青特有民族“生态文化”简表
土族 撒拉族 东乡族 保安族 裕固族
饮食 禁食骡、驴、马、猫、狗肉。 禁食骡、驴、马、猫、狗肉；禁食所有食肉类的猛禽和异兽 禁食猪、骡、驴、马、猫、狗肉；所有食肉类的猛禽和异兽；烟酒；长牙齿的水产品。 禁食猪、骡、驴、马、和其他凶猛禽兽之肉。 禁食“尖嘴圆蹄”类动物之肉。“尖嘴”主要指飞禽和鱼类，“圆蹄”主要指骡、驴、马。同时禁食狗肉。
畜牧 少量自足型牧业（绵羊居多）；多以数家合群并在公共草场上放养。 夏秋搭圈放牧，定牧山中，冬季在家圈养，可积肥；奶畜、骡、驴等实行“走牧” 一为农业饲养役畜，二为食用或交易牧养绵羊和家禽。养绵羊极为普遍，可剪毛、积肥、出售和食用。 饲养绵羊（山羊现已极少）、牛等为副业；由各家按羊的多少来确定承担放羊天数。 牧养牛、羊、骆驼等；多以牦牛、骆驼为商旅交通工具。
农耕 实行倒茬、歇地、换种；多用农家肥。 轮作、复种；肥料一般是农家肥，主要是人、畜（牛，羊，马）粪，其次是烧野灰，制绿肥，旧房泥，墙、灶、炕的土制肥等。 轮种、混种、歇种；洋芋种植较少，并用浅耕、粗播、甜种（不施肥或完全用农家肥） 山区旱地以“轮歇制”方式耕作。 部分地方通过开垦耕地向农业社会过度。
家居 依山傍水，相聚屯住；锅灶连炕。 遵崇风水，顺其自然； 庄窠依山而建，院内空地多种花草、蔬菜和果树等经济作物。 基本同于东乡族。 半定居化，帐篷和汉族化土屋。
丧葬 火葬（野外火烧）、弃葬及土葬。 土葬（“克凡布”裹尸后直接入土）；葬礼时散钱于众人 土葬（“克凡布”裹尸后直接入土） 实行土葬、并主张速葬，不用棺木、忌火葬。 火葬（野外火烧）、天葬（弃葬）及土葬（缠布后直接入土）、
备注1 农牧相依。 目前是以农为主的农、牧、林复合经济结构。 农牧相依。 以农为主的农、牧、商等复合形态 以牧为主，兼营农业和少量手工业。
备注2 佛教、道教、萨满教、苯教等多教共存。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藏传佛教
（一）“清真”的饮食习惯及其生态维持效应
由于首先基于宗教戒律的制约，甘青特有民族大都禁食猪、驴、马、骡、狗、猫以及所有食肉类的猛禽和异兽。这种习俗可能客观上起到了调节生态平衡的作用：其一，驴、马、骡等属于大型食草动物，禁食意味着这类动物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养殖。这对于干旱少草的西北地区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生态维持功能。从文化类型的角度来看，由于畜牧类型文化不是用代偿力去使所处的生态系统暂时改观，而是凭借控制大型的食草动物去谋求生存，其所控制的大型食草动物，是在其所处生态系统中按生物性参与生态运作，人类则在这一运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该类型文化下，人们所控制的仅是饲养的动物本身，不是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因而这些人类手中的动物一直在接受着生态系统中生物运作规律的制约，一旦这些动物的繁殖超过该系统所能容纳的数量，造成生态运作阻滞时，受到制约的首先是这些动物本身，依赖这些动物为生的人类则受到间接的制约。由于这种类型中，人类没有直接控制生态系统的运作，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生态运作阻滞。生态系统规律却间接地控制着人类的过分活动。很多中亚和北非的草原尽管从局外人看来条件十分险恶，但是生存其间的游牧民族却得到长期的延续，这间接地证明了在畜牧类型文化之下，生态运行阻滞是极为有限的。其二，禁食禁猎食肉类猛禽和异兽，客观上能够保持其相对这类动物相对稳定的数量，这对于控制各种野生类食草动物的繁殖数量，进而维持相对稀少的草地和野生植被亦可能具有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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