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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侵权行为，如前所述，其外延比较大，包括公开杀人、伤害、毁坏妇女名誉、抢劫妇女等。因此，其侵权行为所引发的民事责任也经过一个发展过程。一开始，公开杀人、毁坏妇女名誉、抢劫妇女等侵权行为通常引起双方家族的公开“复仇”。[12]而“复仇”常常造成家族间的相互残杀，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且影响部落的战斗力。随着私有财产制的发展，人们日益重视经济利益，于是，“复仇”逐渐被赎罪金所代替。到日耳曼成文法时期已普遍实行赎罪金，各“蛮族法典”的大部分内容都列举了各种侵权行为，以及所应支付的赎罪金。例如，肯特王国的《埃得利克法典》规定，“杀死一个贵族，应支付赔偿金300先令；杀死一个普通自由人，应支付赔偿金100先令。”《撒利克法典》第41条规定，“杀死一个法兰克自由人应付200金币，杀死一个贵族应付600金币，杀死一个罗马农民应付100金币。”至查理曼大帝时期，“复仇”被明令禁止。侵害财产的侵权行为的责任是赔偿损失，其赔偿数额因侵害行为、加害人和财产所有人的社会地位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家畜、农作物等被毁坏，一般都以赔偿实际损失为原则。
从上述日耳曼法的规定来看，日耳曼法的民事责任与唐律的民事责任存在以下不同：
1.对于违契行为，日耳曼法实行财产扣押和人身扣押，而不单纯以赔偿金为保障债权的手段。其扣押的财产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土地。而唐律则以刑事处罚为主要手段，赔偿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并且土地原则上是不允许自由买卖的(《户婚》“卖口分田”、“占田过限”等条)，因而也就不能成为债权的保障。同时，唐律禁止个人的自助行为。“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制者，皆告官私听断。”[13](《杂律》“负债强牵财物”条[疏])。
2.对于其他侵权行为，尽管日耳曼法的民事侵权行为的外延大，但种类单一，仅列举了侵害生命权和财产权的行为，而不包括侵害身份的行为，因而其适用的民事责任的种类也就比较单一。只有赔偿金、赎罪金等形式，实质上也就是赔偿一种。其赔偿数额的确定受侵权行为、加害人、受害人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同一行为其赔偿数额可能不一样，充分体现了等级特权原则。而在唐律中，其列举的侵权行为种类较多，既有侵害财产权的行为，也有侵害身份的、名誉的行为。其适用的民事责任既有赔偿、也有复故、改正、征收等多种形式。赔偿数额主要是依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来确定。如前所述，一般以直接、实际损失为限，但也可能减轻(窃盗除外)。[14]
3.无论何种形式的民事责任，在唐律中总是作为刑事处罚的辅助形式加以适用，而不是作为独立的民事处罚方式适用。而在日耳曼法中，尽管存在过“复仇”、债务奴役制等野蛮方式，但随着财产私有制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复仇”及债务奴役制逐渐被废除，“和平金”也同赎罪金分离。日耳曼法的民事责任逐渐演变为独立的民事处罚手段，而不是刑罚的附属物。这是唐律与日耳曼法民事责任适用方式的根本区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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