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司法过程中证人证言的作用继续这样失落，只作为一种流于形式的证据种类，证人证言少，证人不出庭，没有对证人犀利的交叉询问，法官对证人缺乏信任，则事实上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诉讼制度。重新发现证人的价值，促使证人在民事诉讼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矫正有关证人提出和出庭等方面诉讼结构的错位，重建法官对证人的信任，继而实现诉讼结构从法院干预型向当事人主导型的变革，因此成为司法改革和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①A 中级法院位于珠三角东北部，辖区面积2465平方公里，人口800万；B中级法院位于江汉平原东部，辖区面积8467平方公里，人口756万；C 中级法院位于云贵高原南部，辖区面积16480平方公里，人口296万；D 中级法院位于华北平原中部，辖区面积15848平方公里，人口920万。1999-2001年，A 、B 、C 、D 四法院一审民事经济案件收案分别为763、2568、271、1562件，经随机抽样调查了528个案件，样本数分别为139、176、69、144件。证人证言分别只有16、16、18、29份，有证人出庭的案件分别只有为1、2、2、3件，且并无明显迹象表明上述证言被法庭采信。参见王亚新：“实践中的民事审判”，《现代法学》2003年第5、6期。
②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关于信息提供的激励和信息的可置信问题，如见S.Grossman O.Hart ，Disclosure laws and takeover bids ，Journal of Finance vol.35，1980，pp.323-334；M.Fishman K.Hagerty，The Optimal Amount of Discretionto Allow in Disclosur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5，1990，pp.427-444.
④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63-177.
⑤法官依职权在庭外调查证人是职权干预型诉讼体制的典型特征，是前苏联和我国诉讼体制的特色。在现代民事诉讼制度中，庭外调查证人属当事人之事，法官通常不会在庭外调查证人，除当事人提出申请且情况特殊、确有必要的情形外。
⑥如刘桂安报复杀害证人胡秀娟母子案，6名目击证人无人愿出庭。张倩、杨晓光：“法律怎样保护证人”，《羊城晚报》1998年10月29日。
⑦布坎南、塔洛克：《同意的计算》，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⑧悬赏取证是证言买卖的典型例证。民事领域的悬赏取证争论较大，有人视之为收买证人；刑事领域的悬赏通缉没有太大争议，这种有效率的激励可节约遏制犯罪行为的社会成本。2003年7月广州实施的奖励市民拍摄交通违章活动迅速导致证据的过度供给。而未提供报酬寻找证人则倍受冷落，如束学山：“公民，你为什么不愿站出来作证？”，《南方都市报》2003年6月19日。
⑨比如，由第三方（公证处或调查公司）依市场价格取证，法庭在采信证言后，确定证人费用负担。
⑩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36.
（11）为激励私人信息的提供，可采取惩罚措施，如
刑法处罚窝藏、知情不报行为使相关人士获得了协助官方缉拿罪犯的激励，中国古代保甲制度也可视为一种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但在民事诉讼中，不适合通过惩罚来激励证人作证。
（12）当问及“您如何对待当事人或律师提供的书面证言”时，76.47％的法官回答“看具体情况，有时也可信”，其中E 法院94.74％。当问及“当事人提出的证人出庭作证，您如何对待”时，67.38％的法官选择“看具体情况，有时也可信”，其中F 和G 法院分别为92.41％、88.89％。当问及“关于民事诉讼中的证人，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时，许多法官回答：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采信；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要结合整个案情分析等。
（13）F 法院某法官告诉我：在一宗名誉侵权诉讼中，原告有5位证人，被告某镇长声称要找50位证人。证人既然是被找来的，法官如何相信？
（14）即使证人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法官采信证言的概率也不高。
（15）人们倾向于运用与其先前经验最一致的方式对证据进行观察，在当事人提出证言、证人出庭前，法官可能存在先入之见，这种“前见”会导致事实发现的准确性降低和成本提高。
（16）但须强调，证人出庭是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本要求，法官采信了未出庭的证人之证言（除法定情形外）涉及程序正义的基本问题（是否听取双方陈述、保障当事人平等和对等），以及平衡言词主义与书面审理之间的内在紧张。
（17）言词主义是19世纪欧洲司法改革的旗帜，其衍生出直接主义、自由心证、集中主义三大理想，共同成为大陆法诉讼程序的基本特征。言词主义指基于口头提供的诉讼资料进行裁判。其基本要素是直接原则，即法院与当事人、证人和其它证据来源在法庭上进行直接、亲自、公开的接触，只有经法庭直接调查和质证的证据方得作为裁判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