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人偶像”与耀邦的“刚性不阿”：从细微处见“真章”，从体系改造建构认知“国家目标与变革途径”！
　　若就上个世纪末，中国的“圣人偶像”，不独是老百姓心中，甚至整个世界多数公认的还是邓。这是由于，中国专制体制下邓的政治主导地位及实力与威望等所决定的。虽然，由于“六四”残暴与邓在政治改革方面的顽固坚持，使他终究会被觉醒的民众所摈弃，永远也洗刷不了其罪恶。但是，历史的诡诿和两面性就在于，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不是由单一事件，单一面向，单一政治纬度来作全然判断的。所以，人们心目中的耀邦，也必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比较全面贴近真实的概念和人物形像。正如，有论说者道：胡的传统型中共党人性格，是其虽向往政治改革与某种回归中山理念的潜意识（如其称孙中山为国父还引来政治非议风波）。但是，却没有真正的魄力与手段，去完成这一中国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一问题，在邓时代没有解决；在邓后“江李”体制时期也没有踪影；那么，在当今“胡温曾”体制下，真正现代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变革是否可能？其关键决定性要素／致因将是什么？究竟在那里和将如何发生？
　　今天我们纪念耀邦，追思他的遗愿和志向，最好的方式就是，总结其经验历史中的真实面，和他作为一名忠贞的共产党人的政治性格中的两面性：即民主性与中共党人的局限性。并通过总结其经验教训，将其身处其中的 “邓胡赵” 权力结构及其政治结局，来与“胡温曾”现行体制与权力结构及历史社会条件作一番比较！尝试从中获得新的启示。
　　我们知道与耀邦政治性格的“刚性不阿”相关联的是：他有着一种比较平实开朗的性格，给人以民主开明的印象。并且，敢于大胆启用具有改革理念与思想的人，力主推动民主政治改革，和从行动上抵制“反自由化”运动而被罢黜，等等。但是，有两点必须要弄明白：一是，作为中共党人，他所追求的“民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与当代中国民众所理解和追求的现代宪政法治化自由民主理念，是否存在差异？如果，仅仅理解为是行为与作风上的“民主”，追求的是“中共党内民主化”而不是国家政治体制上“真正民主化”。那么，与毛式的“人民民主”及其“大鸣大放化”和运动群众式，无法无天的“自由民主观”，究竟有什么根本区别？对中国今天迈向建构有秩序的法治的国家民主理念与完成宪政民主法治制度建构等，还存在多大的距离？
　　其二，当今的中共领导人，依然自称和自恃“亲民”与民众的当然“代表”，似乎都是像胡耀邦一样具有“民主”和亲民风范的的中共党人，似乎都是“一脉相承”和“代代相传”的“亲民与民主”的中共党人。那么，我们通过将其与耀邦加以比较，是否能够看出“本质差别”？是否能够得出其致力于完成的是现代法治国家制度与民主政治秩序建构的结论来呢？这是需要深刻思考和回答的真实课题所在。否则，何以能够充分体现我们追思耀邦与中共纪念他之区别？如何能够真正汲取耀邦追崇民主自由精神的真谛与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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