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隐私权保护经历了从承认私法上的隐私权到承认
宪法上的隐私权的过程，以及概念上从消极被动、要求他人放任自己独处而不被打扰的隐私权到积极主动的、控制个人信息的隐私权的发展过程。[12]在一般学说与司法实务中多数倾向于将隐私权作为
宪法权利予以保障，但日本亦未对隐私权有直接的明文规定，主要以日本国宪法第13条幸福追求权作为规范依据：“一切国民都作为个人受到尊重。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④]幸福追求的权利被学界往往称为“幸福追求权”。然幸福和幸福追求权究竟何指并不明确，此乃具有价值意义的宏观规定，在
宪法上承担的角色被日本法院及学界称为基本权利的概括条款，超越于具体权利条款之上，具有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性质，往往成为新兴
宪法权利的规范依据。[13]三浦隆认为：“自由是指不受他方的拘束、束缚、强制、支配，是确保国民幸福的精神上的必要条件；所谓幸福是处于十分满意的状态并感到幸运。为此，能实现个人的生命、自由及其他的幸福的条件必须被满足……
宪法保障人权的各种规定必须对每个人都是充分的，而这些权利在人们追求幸福的 权利意识提高的同时被扩大，作为确保幸福的人权，环境权、知情权、隐私权、和平生存权等重新得到主张。”[⑤]日本
宪法其他条款则提供了某些领域隐私保护的规范依据。如
宪法第
21条关于通讯秘密的保障、第
35条关于住宅侵入以及搜查扣押的保障、第
38条关于禁止刑事上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的保障以及第
19条关于思想良心自由的保障等。1964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也在“宴之后”事件判例[14]中首次使用“隐私”的概念并承认隐私权的权利属性，隐私权是“不任意让他人公开私生活的法律保障和权利”。经过多年发展，1969年“京都府学联案件”[15]首次认可了隐私权之
宪法权利属性。学界通说亦认为隐私权为
宪法保障之基本人权。[16]
我国学界对民法隐私权有较深刻的认识和讨论，而对
宪法隐私权则缺乏系统研究。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囿于隐私权规范的缺位，在有关司法解释中最初将隐私权依托于名誉权进行保护，其保护力度和范围极为有限，后来又将隐私权置于一般人格权中保护，隐私在实践中始终未作为一项独立的民法权利和
宪法权利进行保护，学界有关
宪法隐私权的定义尚存不同观点。笔者以为作为
宪法权利的隐私权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隐私权是指公民的私生活不受窥测、监视、公开、侵扰和干涉的权利，即公民有选择、控制和决定自己私生活事务、保持私生活安宁和处置私生活信息的权利。其核心在于尊重和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自主、独立与安宁，进而达到维护人格尊严和个性完善之目的。狭义的隐私权则包括除将个人私生活事务的选择、控制和决定排除在外的所有广义的隐私权内容。
从世界范围看，隐私权的产生和发展已呈国际化趋势，不少国家不仅在侵权法或普通法领域确认了隐私权的法律属性，而且在判例或成文法中确认了隐私权的
宪法权利属性，隐私权的保护领域和保护强度亦日益增强。
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国家在
宪法中规定了隐私权或私生活权利。据笔者对《世界
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涉及的124个国家的
宪法文本、
宪法性法律或制宪情况的统计和分析，其中80％以上的国家在其
宪法或
宪法性法律中规定或涉及了隐私利益的保护问题，主要体现在住宅隐私、通讯隐私、个人信息隐私以及刑事诉讼中的隐私保护方面。有超过25个国家的
宪法文本中直接规定了隐私权或私生活权的内容。如1987大韩民国宪法第17条规定任何国民有拒绝侵犯其私生活秘密之自由。[17]荷兰王国宪法第10条规定：（一）每个人都有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但须遵守议会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二）议会法令制定有关记录和公布私人数据的规定，以保护个人的私生活。（三）个人有权询问被记录下来的有关本人的数据、数据的使用情况和修正错误数据，有关这方面的规定由议会法制定。某些法治较成熟的国家虽然在
宪法文本中没有直接规定隐私权或私生活权，但往往通过有实效的和经常性的违宪审查机制或司法判例确认和保护
宪法意义的隐私权（如美国、德国、日本等），隐私保护在该国甚至获得了强于某些已经在宪法规范中确认隐私权的国家的保护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