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权利的救济必须以受到侵害为前提，重庆这家“钉子户”之所以一直不肯搬迁，个中原因无从考究，不过从其房屋已变为土堆上的“孤岛”即能看出，作为房屋所有权的使用权能，在遭遇断电停水、左邻右舍被拆以及通往房屋的道路被挖掘之后，已经变得不圆满了。单就这一点，杨武、吴苹夫妇“牛”的并非毫无道理。但如果权利压根就没有受到外来侵扰，或者在遭遇权利行使的障碍后依法得到了合理的救济，要是再“牛气冲天”，就有无理取闹之嫌了。拿拆迁来说，在拆迁项目正当合法的前提下，如果拆迁方依法提出了合理可行的补偿方案，在客观上能够满足被拆迁人的正当要求，但被拆迁人依然漫天要价，执意拒绝搬迁，那么，这样的“钉子户”还是少一些为好。《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
15条规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显然，从该规定来看，订立拆迁补偿协议是拆迁的前提，只要补偿协议成立并且合法有效，那么，搬迁就是被拆迁人的义务。当被拆迁人拒绝搬迁时，拆迁人就有权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拆迁管理部门也有权申请强制拆迁。当然，我国现行的这一拆迁条例尽管有过修改完善，但依然存在诸多弊端，强制拆迁的制度是否合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以为，只有发生不完的矛盾，却没有化解不了的纠纷，任何争议总有可以融化的办法，立法与执法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采取有效的作为，因而“强迁”制度其实并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不过，从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上来说，在权利未受侵害或者受害权利已经得到补偿的前提下，如果依旧充当“钉子户”，那就确实不可理喻了。这样的“钉子户”，我们当然不希望越多越好。
然而，现实却不能指望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钉子户”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存在。拆迁行为毕竟是“动”了被拆迁人的房子，这与物权本身的静态性格总是有些不协调，它不同于债权，债权具有动态性格，尤其是合同行为，讲究的是交易效率，但物权要的却是安全与稳定。当拆迁人持有许可证要求房主搬迁时，就意味着要发生一次不动产物权的变动。这么看来，“钉子户”的出现也并非反常。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愿意看到“钉子户”越来越少。笔者认为，除了被拆迁人自身正确行使权利、排除公权力和强势群体的不当干扰之外，作为掌握公权的人民政府，应该在减少“钉子户”上多动动脑筋，好好斟酌一番。可以说，从政府方面来看，“钉子户”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会折射出政府的为民服务意识与执政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