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弱者保护说”。该说认为，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往往处于弱者地位，主要表现为“交易能力不对等”，具体表现为：（1）交易力量悬殊。保险业具有垄断性质，谈论合同自由是虚幻的；（2）交易信息不对称。保险合同是复杂的法律文件，非业内人士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字。[6]保险人拥有保险的专门技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而一般普通投保大众对此则不了解。因此，当对保险单条款发生歧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4.“满足合理期待说”（honoring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insured）。该学说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英美法系国家，[7] 是在“附和合同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保险合同是一个附和合同，换言之，在这种合同中，没有提出标准合同形式的当事人绝对没有机会对合同讨价还价。在承认这一点后，牢固确立了‘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和‘不允许被保险人的任何不合理利益’的原则”。③该学说的主张者是从保险业的历史变迁视角来阐述其理由的：保险业发展初期，保险契约当事人有相对的对等谈判力量，双方谈判时间充足，且当时交易类型简单，因此要保人与保险人对于保险契约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容易有相同的了解。但时至今日，保险交易类型繁杂，而保险契约类型有限及保险契约所约定之条文有限，以有限之保险契约类型承保日新月异的保险事故，本来即力有未逮；况保险契约之订定过程，在省时省钱的要求下，事实上不能详细讨论契约内容，更不可能针对具体危险状况，增删修改。保险人对保险契约内容固然具有“专业理解”，而社会大众则只凭直觉产生期待。日后保险人对保险契约的专业理解与要保人对保险契约之合理期待存在差距时，只要要保人之期待合理，则此种差距之不利益应由保险人承受，法院应遵循“满足合理期待原则”，为有利于被保险人一方的解释和处理。[9]
笔者认为，上述各种学说与理论，前三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揭示了保险合同疑义解释规则的法理依据及其目的，均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合理性。“附和合同说”和“专有技术说”从保险人的角度，揭示了疑义解释规则的归责原则，即因其为保险条款拟制人或使用人以及拥有专门技术与专业知识，在拟款措辞时，理应尽相当合理之注意义务和相当之诚信，以明确方式使相对人了解其义，否则应承担疑义之不利益；而“弱者保护说”在上述二说的基础上，站在被保险人的立场，遵循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价值取向，描述了保险交易中被保险人“弱者地位”的情形及其成因，从而阐释了疑义解释规则的旨趣，即疑义解释规则出于工具理性之目的，通过这种工具理性而为处干弱者地位的被保险人提供一种司法上的救济。
笔者以为上述“满足合理期待说”不仅不能成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理论基础与法理依据，而且是对“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背离。因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归责原理是：若合同条款有疑义时作不利于条款拟文人的解释。其隐含的前提是：若合同条款的语句或术语清晰而明确，法庭不能对合同术语进行强制解释。而现代英美
保险法中的“满足合理期待学说”可以解释为：法庭重视并尊重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合理预期，即使保单中严格的术语并不支持这些预期。[10] 这样看来，“满足合理期待说”是对传统
合同法的背离。这种“背离”的弊端是明显的：首先，会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冲突。一方当事人会认为，法庭不应再解释明确而清晰的合同语言；而另一方则认为，除非清晰而明确的合同语言另有规定，法庭应授予投保人合理预期的权利。其次，保险人会认为法庭只考虑了投保人的合理预期，而没有考虑保险人的合理预期。这对保险公司而言，就产生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必然会导致较高的保险费率。最后，某些被告知的投保人可以得到他们没有预期的保险保障，因为一般的投保人是会预期该保险保障的产因此，正如美国著名保险学者所描述的“满足合理期待说”在一定程度是“法庭判决的保险”。[12]
综上所述，保险合同之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之基础和目的，系基于保险合同为一种附和合同，保险条款由保险人单方拟定，加之被保险人欠缺保险专业知识，且经济力量相对弱小，为衡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当保险条款的用语有歧义或模糊时，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适用就成为必要。目前多数国家通过立法确立了一种对保险合同附和性的司法规制手段，以及对处于弱者地位的被保险人提供一种司法救济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