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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检察官对调研的反应
全国的邮件调查收集了关于检察官如何看待被害人权利立法执行和影响的信息。我们利用全国地区律师协会出版的1999年全国起诉律师姓名地址目录，向每个州的三十个检察官办事处发送了问卷。在拥有超过三十个地区检察官的州，对于人口超过75，000人的县我们都向其所有的办事处进行了寄送，接着从剩余者中随机挑选样本。如果为了达到预期的办事处数量不是必需的话，我们排除了居民数低于5，000人的县。
基于这种程序，我们给稍多于1，300个办事处寄送了问卷。我们给每个选出的办事处寄了份问卷复印件，以及如果几个星期后我们没有收到回复的话还有一份补充的明信片，当该办事处没有对明信片进行回复时将寄去第二份问卷。通过该程序我们收集到396份完整的问卷。
调查从一系列关于检察官办事处特征的问题开始，这些问题包括员工成员的人数，每年的预算，资金的来源和为不同种类的被害人权利提供资源的数量。下一步，我们就被害人权利立法对刑事司法制度和刑事司法官员工作量的影响向检察官询问。许多问题是关于被害人通知和协商的权利，包括被害人被通知或协商的频率有多少；被授权通知或协商的被害人没有被联系的原因是什么；是如何通知或与被害人协商的；在过去的两年，被通知或协商的被害人数量是增加、减少还是保持不变。
我们询问了几个关于被害人影响陈述的问题，以便揭示检察官积极帮助被害人使用这些陈述的程度。关于利用被害人服务方面的问题集中于检察官提供的服务。我们也提到了损害赔偿和国家补偿。在调查的结束，我们询问受访人他们在办事处所处的岗位，他们对被害人权利问题的熟悉程度以及人口统计学方面的信息。
在调研中除了考察变量的分布频率，我们也试图解释在不同司法区的差异。对于被害人权利立法的影响，我们关键的方法是检察官对于被害人权利立法在职员需求、工作量、被害人权利的关注和刑事司法的结果等方面的估价。我们使用这些方法时把下述三个因素相互关联：被害人权利立法的广泛性、司法区的大小和国家的区域。（我们在决定被害人权利立法的广泛性时，对每个州在协商、参与、服务、补偿和执行等领域的立法进行登记，并且合并到分类中去。）
对问题的回答和检察官办事处的特征
十份调查中的六份是由地区检察官或者助理地区检察官完成的，还有三分之一的调查是由被害人权利的协调者完成的，剩下的由支持的员工完成。（见表1）完成这项调研的受访者总体上在其职位工作超过了四年。在回答问卷的人群中男性略高于女性；平均年龄为45岁。
检察官办公室的大小变化是非常大的。每月被起诉的人的数量范围从最低的三人到超过5，000人，平均为540人。超过五分之二的办公室规模非常小，只有五个或更少的全职检察官；事实上，最常见的情形是一人。在另外一端，11%的办公室有21到50个检察官，9%的办公室有超过50个检察官。（见表2）
40%的检察官办事处从反对妇女暴力法（Violence Against Women,简称VAWA）中获得资助，范围从4，800美元到540，000美元，中间值为45，669美元（见表3）。甚至几乎有五分之四的更多的检察官办公室从犯罪被害人法（Victims of Crime Act,简称VOCA）中得到资助。犯罪被害人法的资助范围从3，436美元到436，459美元，中间值为42，000美元。
尽管有反对妇女暴力法和犯罪被害人法的联邦资助，但是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对其办事处的资助水平是不够的。有1/4的人报告说资助是充分的，但剩余的人认为资金稍微不够或者严重不足。（见表4）
超过2/3的受访者报告说，在过去的两年中其办公室起诉指控的人数在增加。但是在受访者看来，职员和资金并没有跟上案件数的增长。稍微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汇报说，在过去的两年对其办公室的资金有所增加，仅有1/3的人说检察官的数量有所增长。
被害人权利立法和资源的投入
调查显示，许多州都在开始增加被害人的权利。略超过半数的检察官报告说，在过去的两年中立法已经扩张了被害人权利。我们询问检察官，对于下述七种不同的被害人权利他们是如何排列资源分配的，即：通知的权利、协商、准备被害人影响陈述、参加审判和量刑、被害人服务、损害赔偿和国家补偿。大部分的金钱和职员时间花在了被害人的通知权利上（例如，通知审判时间和犯罪者的羁押状态）。第二项最大的花费是与被害人协商。其他项目的排列要比通知和协商的权利低的多。（见表5）
被害人权利对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
我们探索被害人权利立法对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存在的话。我们一开始询问在11个领域对案件结果和案件处理时间的影响。受访者可以说该立法：（1）没有影响；或者它导致行为增长：（2）少于10%，（3）10%-20%，（4）超过20%；或者它导致行为减少：（5）少于10%，（6）10%-20%，或（7）超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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