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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在最近已经出现的各种实证调查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都市司法正在被日益关注，这种关注大致体现为两个基本向度：其一是将目光从农村基层转移到城市基层，其二是将目光从基层转移到地市以上区域。如王亚新于2002年开始的两项实证调查研究都试图在现代法律的诞生地与滋养地的城市背景之中，在法律意识相对较强、法的作用相对直接的空间背景下展开观察与描述，其研究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在于着重考察在国家法律正式规范下的权力运作，它与传统文化和民情民风的联系并不像在乡村中的权力策略那样鲜明夺目，因此将使得研究更具普适意义。这种权力运作由于是在正式法的罅隙之中喘息生存的，因此它与国家正式法的互动关系将为我们透视现代社会权力运作逻辑提供一个不错的视角，同时也将弥补以往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和缺憾。
但是仍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研究仍然有其不足：作为行动者的个人（“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不论是在哪种范式下都仍然没有成为探究司法运作规律的分析的对象。我们仍然相信，是制度决定着人的行为，而非人的行动决定着制度，一种制度变迁与实践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至少在研究者的视阈中并未成为有学术意义的“问题”。
（二）应正确处理好法社会学与注释法学两种方法的关系。
必须引起足够警惕的是，如果不能对法社会学的地位作出准确定位的话，那么随着这种研究进路最早提出的范式和理论逐渐被耗尽，许多研究仍然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做一些大致重复的工作，这种新鲜感就会逐渐消退。[13] (P22)实际上美国的法律社会科学研究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关注经验研究。 在了解了是什么的问题之后缺乏“应然”的指引，容易丧失价值判断从而迷失方向。实际上，规范化诉求未必一定要以对注释法学的批判与取代实现，事实上，即使在美国，主流的法条分析的地位也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恰恰相反，法社会学研究却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14]
可喜的是，已有学者不满于前文所述之非此即彼的方法论互斥的研究进路，并尝试着做出新的理论努力，如王亚新教授对证人出庭制度所作的一项研究中就体现了这样的理论追求：“本文试图把法社会学的实证调查与注释法学的立法论、解释论结合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论上的努力……想着眼于法社会学与注释法学有可能相互刺激影响、相互支撑并实现共同的发展这种方法论”。[7](P307、313)笔者赞同此种观点，认为法社会学与注释法学不仅可以并存，而且必须并存，不可偏废，理由如下：
首先，脱离了法社会学对于程序日常运作的描述与提炼，注释法学所提供的理论阐释只会与日常程序运作逻辑日益脱离或断绝，从而导致理论反对实践和实践反对理论的局面发生；其次，研究结论不可能在调查材料中自我呈现，所以需要时常求助于解释学方法。也只有借助于注释法学的概念框架和分析工具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法社会学研究的真正任务，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之上提升出一般的理论命题并以实践加以检验和修正，同时，我国注释法学由于缺乏判例的支撑，实证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判例的不足，从而成为推动注释法学发展和深化的一个潜在突破点；再次，法社会学分析与注释法学分析其实也存在着内在逻辑沟通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说，法社会学分析其实也是广义的注释法学分析的一种，只不过它从静态的文本解释转向了动态的过程解释。诚如某学者所言，“程序法的解释论与其他领域的注释法学一样，往往过分注重范畴或类型的划分，并倾向于在此基础之上单纯以要件—效果的逻辑结构来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除了这种常规的解释之外，还可能采取某种着眼于过程或程序动态的规范解释方法。”[7](P308)这实际上是将法社会学研究视为动态的、更加注重过程本身的注释法学的组成部分，拓宽了注释法学的视野；复次，也可以使得司法经验的积累有可能成为可以口耳相传的明示的规则；最后，注释法学本身并无对错之分，作为规范化声讨的对象其实是被政治话语笼罩的注释法学，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政治话语而非注释法学本身，我们甚至还要在中国建构更为发达的真正意义上的注释法学，而在这一过程中，注释法学完全有可能通过应然的指引而有选择地使法社会学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沉默的、潜在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明示的、可见的规则。“如果注释法学的有关讨论作为公共话语能够在学术空间的广泛沟通中酿成某种关于规则的共识，围绕这些共识又能促进理论界与实务界深入交流的话，立足于法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基础之上的注释法学理论，就有可能真正起到逐步提高整个诉讼程序的体系性和透明度这样重大的作用。” [7] (P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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