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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前文的分析并不表明我就认为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诉求就是实证化研究在此时出现的充要条件，实际上，其他本来就要求实证研究方法的常规社会科学因为学科内在逻辑的要求早就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实证化研究也很早就被采用，而法学在实证调查研究方面本来就先天不足，也缺乏外在的激励和迫切的需要，更加缺乏现实的资源，[7]（P2）总而言之，它缺乏足以使得一门学科实现方法论转型的几乎所有要素：外界的刺激，对旧有方法的厌倦，研究者的知识与教育背景，出版界对社会学及其方法论书籍的出版以及由此在法学界形成的稳固的读者群， 出现若干位有理论号召力同时又热衷于从事法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一批追求智性生活的理论背景各不相同的读书人组成的读书小组对于学问与社会的热烈切磋……
但是不论如何，所有上述因素都在九十年代的某个时间点上出现并相互碰撞出了巨大的火花，并直接促成了中国式法学实证研究的发端。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其背后最根本的因素仍如本文所述——来源于规范化与本土化之诉求的内在理论逻辑。那么，紧接着的问题是：法社会学实证研究究竟在这种诉求中呈现出了何种面相，以及这一系列面相又对法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带来了哪些必须直面的问题呢？
二、乡土中国：本土化诉求下的研究对象选择
现有的法社会学实证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三个现象值得关注：其一，已有的法社会学实证调查研究成果多为对边远或不发达地区的基层法律系统的调研而对都市司法极少关注。比如苏力的《送法下乡》一书的副标题就是“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但是通观全书，我们似乎只是观察到了农村基层司法制度的运作，城市基层司法制度的运作被作者有意无意的回避了。既有的法社会学的大量成果也印证了这一现象。这似乎隐藏了一个研究者的前提性预设：农村的才是中国的，或者说乡土的才是中国的，而都市却是西方法律的殖民地，顶多代表未来的中国。因而对于研究当下的中国不具有典型意义；其二，在一些个案的研究中，研究者甚至明显表现出了对于西方移植的国家制定法的排斥性处理。比如《送法下乡》一书中就很少选择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案件，强世功、赵晓力、谢鸿飞等人所进行的权力技术的研究覆盖的也仅仅是乡土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强、赵着重分析的是民间调解等被动、弱化的“权力”实践，而谢着力描述的则是权力触角主动介入并主导纠纷解决的人命案件。但是他们的研究更多的只是在法律之外游移，与其说他们所分析的是一起法律案件，不如说是一起在法律背景之中发生的普通纠纷，法律没有明显地至少没有直接地发生作用，充其量只是作为一种威慑的工具被频频的提及， 正因为此，其研究的学科定位也十分的模糊，称之为社会学法学似乎更为准确；其三，研究者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民事“纠纷”作为分析的对象，而将刑事案件排除在了分析范围之外。在民事案件中，纠纷解决采取处分原则，国家权力是消极、被动的。对国家权力应积极、主动介入的刑事案件，目前还没有学者研究。
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至——难道中国化、本土化的倡导必然以乡土化为指归？难道中国式问题就一定要去乡土社会去寻找？而且在裁减了乡土中国与都市中国之后又对分析对象作进一步的裁减其正当性何在？这是不是在一种“乡土中国”（必须注意的是，这是在本世纪初提出的本土概念）的知识惯性下遮蔽了我们对于中国国家转型以及社会转型这一基本国情判断的失察呢？这种对于研究对象过于主观的剪裁（如只关注民间法和民事纠纷的处理）又能否使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的司法呢？
笔者认为，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有四：首先，其实，法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目标指向是探知被文本结构遮蔽的实践结构，所以，即使我们将目光投向都市司法，我们仍然可以在文本与实践之间发现种种吻合与断裂，从而在断裂处突破解释学的理论模式而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资源展开我们有效的分析，但是为什么学界却仍然少有这样的努力呢？原因并不在于（或者说是我不愿意承认）学者没有意识到此问题的意义，而毋宁在于此种断裂与乡村司法之断裂所显现出的根本性不同：乡土司法之断裂是普适化法治与本土化传统之断裂，而都市司法之断裂则更多地是制度逻辑与司法经验（对正式制度运作累积之经验）之断裂，前者仍然可以在书本中获得理论工具进行有效用的分析，即使是对于法律实践结构一无所知的学院中人亦可轻易为之，而后者却难以在书本中获致理想工具并在概念推演中获得可欲结论，以至于没有任何司法经验的研究者即使是仅仅试图“同情地理解”制度行动者的“所作所为”都十分困难，于是象牙塔里的研究者不得不在一只脚已经迈向（踏向）司法实践进行所谓的实证研究的同时，又将另一只脚牢牢地固定在理论的“乐园”中，以备在分析无效时能够安全地从实践中匆忙撤退；其次，更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其实，法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目标指向不仅仅是探知被文本结构遮蔽的实践结构，而是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国家与社会等二元对立框架之下探询其间的对立与转化，而只有在民间法和制度法激烈博弈的乡土社会，我们才能找到二者之间巨大的张力并为我们的分析提供无限的智识可能，也更可能展示研究者的理论才华，同时调研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方法训练也更容易倾向于选择带有更多地方性知识的场域以印证自身知识积累的有效性和有用性，——毕竟他们（我们？）的实证性的方法论训练是在阅读90年代后陆续推出的西学经典中耳濡目染形成的一种内化于学术思维中的“阅读秩序”，而这些书又往往强调和介绍的是地方性知识。这样，作为与西方法治同构的带有普适意味的都市司法状况就被合法地、同时也合乎逻辑地忽视了，或者说，是被有意地规避了；再次，将研究视野投向国家权力末梢的广大乡村基层，实际上还潜藏了一个学术上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潜在诉求。对于注释法学的“敬而远之”实际上是对渗透在法注释学话语中的国家意识的微妙抗拒。以实践中的真知来消解权势话语和非学术话语对于学术逻辑的扭曲和对学术版图的蚕食；最后，对都市司法忽视的另一层原因是，一旦都市司法作为制度内互动的结构性结果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几乎必然的结果就是：行动者个人就将成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位将发生彻底的改变。隐匿的个体将浮出水面，法的客观性、确定性等等价值都将受到巨大的挑战和质疑。而这是与从清末修律以来整个法律结构都具有大陆法系风格与特质的中国司法所不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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