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式上，《导论》还结许多地方穿插“评注”(对概念或理论的说明)、“探讨”(对某些有争议问题的讨论)、动态(中外宪政的最新进展)与“思考”(对读者提出的问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千万不能小视张千帆先生在书中对读者提出的问题。一则，“学而不思则罔”，思考是学习的需要。二则，这些问题本身可能就蕴涵着作者某些的潜在观点。此外，书中的所有理论叙述都在正文的旁侧附有内容的提要，方便读者的阅读和领会，并帮助读者掌握要领。这种做法也是以以往的中国宪法学著作基本没有的。
中国的宪政之路
一百年前，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外国宪政。此后，在激荡的百年史中，匆匆制定又匆匆抛弃的
宪法如过眼云烟，目不暇及。大多数所谓的“
宪法”昙花一现，时至今日，中国宪政仍然是一个有待艰苦奋斗的远大理想（张千帆，2004：91）。 中国的宪政之路，究竟怎么走？是制度先行还是文化先行？是通过专制实现自由（新权威主义），还是通过自由实现自由（自由主义）？是走激进革命之路还是渐进变革之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以往的历史中，很多关心中国宪政前途的人对此都作出过某种回答。
1904年，孙中山先生在伦敦和严复先生就中国宪政发展问题交换过意见。严复认为中国“民智之卑”，应当首先开启民智；而中山先生则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转引自史扶邻，1996：79）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宪政之路基本上是制度先行、通过专制实现自由的激进革命之路。应当承认，孙中山的这些宪政思想并非没有道理，但最终却遭致了失败。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缺乏大众宪政文化的支持，仅靠少数精英推动的激进变革，宪政最终无法成功建立。
历史是一面镜子。张千帆先生认为在制度和文化的“两条腿”之间，文化应该先行一步。要实现宪政，首先应该在公民中间传播宪政文化。这种宪政文化包含民主意识、普遍接受的权力游戏规则、宽容、同情以及相信矛盾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的法治信念等（张千帆，2004：110，123）。但就总体和长期效应而言，制度和文化之间，必须“两条腿走路”，文化的确立得益于制度的实践（张千帆，2004：123，124）：
既然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不可能走得太远。文化固然是制度的社会心理基础，但文化本身并不是单靠灌输就能形成的，而是在制度的实践中逐步产生并确立的。…要形成一种文化，你必须使人看到它所可能带来的“实惠”(不见得只是经济实惠)，且只有在满足了实际需要之后，人们才会进人更为超越的层次。制度的实践即使不能保证这些实惠，也至少使之成为可能并给人们带来希望；真正落实一件事情，要比宣传一万句更有效。......上层必须容许并主动推进制度改革，下层则应在参与制度实践的过程中逐步确立和新制度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并形成独立的政治诉求和成熟的政治技能。只有这样，宪政制度与文化的演进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针对了通过专制实现自由（新权威主义）的设想，张千帆先生运用公共选择理论进行了质疑，并认为训政学说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困难。既然任何个人一般都是追求私利的“小人”，又如何能保证实行训政的这些个人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团体能始终为了自由而专制，而不是为专制而专制呢？而且，民主就是培养民主能力的最好场所，自由便是培育自由精神的最好学校。在训政的专制下，民主能力和自由精神又如何得以训成？只要用公共选择理论进行解析，我们即可发现通过专制实现自由其实是不可能实现且容易被歪曲使用的一个悖论。
基于人的理性的有限，且不能很有效地防止其滥用，作者对激进主义的宪政发展模式也持怀疑态度。“如果可能的话；宪政改革应一点点来，正在迈出每一小步之后，都有充分的时间检查并纠正改革中的错误。” （张千帆，2004：50）“欲速则不达”，历史没有捷径，一蹴而就的只会是灾难，而宪政在中国的最终实现只能是“渐进社会工程”。也许，这正是过去一百年来我们的先辈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