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和
合同法不仅在很多情况下是不需要的，而且它们的使用可能产生，或者被认为可能产生不可欲的后果。详细协商的合同可能会妨碍商家之间建立良好的交易关系。如果一方坚持制定一份详细的计划，当双方尽力要就一个不太相关且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实际发生后如何应对达成一致而进行信函往返时，就会导致拖延。
在一些例子中，他们可能没有能力就所有这些事项达成一致，结果对卖方来说可能会丧失一次销售的机会，而买方可能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找一个合意的供应商。很多商人对此的反应是：如果没有人提出这一系列不太相关且不太可能发生的偶发事件的话，那么所有这些被浪费的精力就能够避免。
即使协议能够在协商阶段达成，仔细的计划安排还可能使商家之间建立的是令人不快的交易关系。一些商人反对说，在这样一种仔细设计出来的关系中，人们只会根据合同的字面含义来履行义务。如此计划表明缺乏信任，并减弱对友谊的需求，将一种合作经营变成了一种敌对的、讨价还价后互相让步的交易。然而，被一些商人察觉到的更大的危险是，当事人将根据字面含义来履行其在交易中的义务，这样就失去了所谓的“灵活性”。商人们可能欢迎对他们所承担的义务采取一种模糊标准，以便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协商有关事宜。
通过诉讼或威胁诉讼来调整交易关系、解决纠纷也会产生很多成本。通过使用这种强迫形式所获得的预期收益常常不能弥补由此导致的金钱上的和非金钱上的损失。威胁着要把事情交给律师处理可能耗费的不过是一点邮资或者一个电话而已；然而，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技能：既进行了这样的威胁，又不至于导致公司间关系的某种退化。一位商人说，顾客们最好不要依赖于法律权利或者威胁要提起违约诉讼来反对他，因为他“不愿意被像罪犯那样对待”，而且会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反击。显然，实际的诉讼甚至比威胁诉讼代价更大。律师们要求较大的商家支付大量的费用。如果——情况经常如此——审判必须在离自己的办公地点很远的地方进行，那么在诉讼进行期间，公司的主管人员不得不经常旅行并滞留在另一个城市。顶层管理人员不会乘坐灰狗长途汽车旅行，不会住在基督教青年会。另外，还存在将机构中的顶层管理者、工程师和其他人员从其正常活动中转移出来的成本。公司将损失几位关键人物很多天的工作。非金钱的成本可能也很大。违反合同之诉可能会解决一个特定的纠纷，但是这样的诉讼经常成为导致两家公司 “离婚”、 终止“婚姻”关系的原因，因为一个合同诉讼可能的指控至少暗示着不守信用。另外，很多主管人员不喜欢置身于被公开地交叉质证的场景。一些主管人员可能不喜欢因为决定权移交给律师而失去对形势的控制。最后，即使是公司赢得诉讼，合同损害赔偿法也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救济；你可能赢得了道理（vindication）而不是金钱。
2．为什么相当的合同实践仍然存在？
尽管合同不是必需的而且实际上可能有负面的后果，但是商人们确实制定了一些仔细计划的合同，他们在法律权利的影响下协商解决方案，着手为一些违反合同的诉讼案件或仲裁案件辩护。根据调查发现和已经阐述的对这一点的解释，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当计划和潜在的法律制裁被认为利大于弊时，交易就会得到仔细的计划。当合同计划满足了致力于商事交易的组织的内部需要时，就可能达成这样的一种判断。例如，一份相当详细的合同能在一个大型公司内部起到信息交流的作用。尽管公司的销售经理和专职法律顾问可能会与顾客一起设计出所有的条款，但是必须由生产经理去制造产品。他必须被告知做什么以及怎样处理至少是最明显的偶发事件。另外，销售经理可能想避免将来由其下属来协商某一事项。如果他将这些事项置入书面合同中，他可能就能避免其销售人员在没有预先咨询销售经理的情况下就对顾客做出让步。然后，对于那些销售经理赞成但是其他部门抵制的做法，如果合同也提倡的话，那么销售经理就在和公司的财务部门、工程设计部门的斗争中获得了支援。销售经理的做法现在成了公司应当对顾客履行的责任，财务部门或工程设计部门怎么能够坚持别的做法呢？
当存在意义重大的问题时，人们会倾向于认为合同的收益大于其成本。[12]一个导致这种判断的因素是长期性的协议履行的复杂性。另一个因素是在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所受的伤害的程度是否被认为可能是巨大的。这种因素又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况。第一，买方想让卖方制定一份详细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因为卖方不履行义务的后果会严重伤害买方。例如，航空公司受到来自乘客生还者的法律诉讼以及对坠毁结果的大量的反面宣传。人们会期望航空公司在购买飞机时通过合同仔细界定机身制造商一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责任。第二，卖方想通过其合同中的一个条款来限制其对买方的损害应承担的责任。例如，空调生产商会与南部和西南部的汽车旅馆进行交易。如果这种设施在炎热的夏季不能正常工作，那么汽车旅馆就会失去大量的生意。生产商可能希望避免对其顾客的这种类型的损害承担任何责任，从而会需要一份有着明确免责条款的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