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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沃勒斯坦经由对既有学科结构的批判而试图打通历史学与其他三门社会科学并建构出一种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努力，并不能当然地界定这种历史社会科学的知识类型，它也由于根本上忽略了社会科学生产者的认知旨趣而无力回答哈贝马斯在《知识与旨趣》一书中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知识三型(实证主义的技术性知识、理解沟通的对话知识和旨在解放的批判性知识)间关系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历史社会科学的知识品格及其隐含的认知旨趣。其次，沃勒斯坦通过注入那种具有多元社会时间的“长时段”而试图消解“特殊性”研究与“普遍性”研究之间的对立，无疑洞见了十九世纪社会科学中这种“二元对立”的虚假性，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努力的有效性却是在把保罗·利科的质疑加上“括号”或“悬置”以后才达到的，可以说，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对历史社会科学具体研究范式的知识论追问。再其次，尽管沃勒斯坦在其研究中相当智慧地触及到了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因为他关于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和政治场域间的关系，但是他在同时却也忽略了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与他本人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结构中核心-边陲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未能具体而认真地讨论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结构中边陲化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将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与以核心-边陲之存在为前提的真实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复杂而特殊的关系，也间接涉及到对他所主张的“否思（社会科学）”的反思问题。更为基本的是，在关注到社会科学知识的被建构性和这种知识对所认识的现实世界的建构性的同时，只能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十九世纪社会科学“扭曲性”的建构品格进行批判，而忽略了是否有可能发现一种具有所谓“非扭曲性”建构品格的社会科学进行追问，进而也忽略了对他本人所主张的“历史社会科学”可能同样具有“扭曲性”建构品格的问题进行反思。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很苛刻，但是我个人依旧认为，它们实是我们欲考虑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问题时不得不花大力气继续追问的难题。
斯考契波曾经在评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时指出，“本书的真正贡献将不在于引发一些立即套用此书的理论来从事的经验研究，而在于因它而起的理论争论与学术进展”；我基本上赞同她的评论，在我看来，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和《开放社会科学》两书的真正贡献也不在于能够创造一些他的观点的消费者，而在于它为促使更多具有高度批判力和反思意识的知识分子成为另一种社会科学知识的真正生产者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因此，我们还必须与沃勒斯坦一起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所含括的与学科结构前提相关并具有同等误导性的另外六项前提进行否思：一、历史学是对过去实际上发生的独特事件的解释和研究；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社会行为得以解释所依据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的陈述；二、人类是在所谓社会的实体中加以组织的，这些实体构成了人类生活于其间的基本社会框架；三、资本主义是一种以那些通过自由商品而使用自由劳动力的自由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制度；四、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乃是世界历史上的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资本者在一些重要的国家中最终夺得了国家-社会权力；五、人类历史是进步的，而且必然如此；六、科学乃是对那些最为简洁地总结了万事万物的形态以及事务发生的方式的规则的探寻。当然，依我个人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认识，在上述各项前提中，首先需要否思的乃是上述第二项前提，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对沃勒斯坦历史社会科学的“历史体系”分析单位的检讨，同时也涉及到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以及深受其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批判，不过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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