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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柔先生不仅仅是个普通的大学教授，而是一个满怀理想和热情的教育家。我想，这可能就是目前各级各类教师或导师们和佟柔先生那一代人的最大区别。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教师职业精神的失缺。
如今，高校的研究生已经扩招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状态。恐怕难得再有一个导师为了多争取一个招生名额而如此费神了。不仅高校的教师们在指导研究生，而且国家的高级官员们也在百忙之中指导研究生。在校园里，学生和导师之间交臂而过但形同路人的情形已经不足为奇。一日，我在欧洲某国际机场协助国内驻外机构迎接一位政府要员。同时在机场等候的还有一位在当地探亲度假的国内博士生。他对我说，今天到访的这位政府要员，是自己的“博导”。在国内难得一见，今天特意赶到异国的机场和他见上一面。
民法教授的“不当得利”
记得是在1985年秋天，佟老师让我和他一起去为一个政法干部培训班讲民法课程。地点在北京南郊丰台党校的一个礼堂。他讲总则部分，我讲分则部分。依照当时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讲课费不分教授还是讲师，一律是按五元钱一小时计算。办培训班的人觉得佟老师这么大名气的教授，应当适当照顾一下，就悄悄为佟老师多计算了两个小时的讲课费。当我把讲课费带给佟老师时，他还是发现多出了十元钱。他一边笑着一边告诉我：“人家多付给我十块钱。你明天去上课的时候替我还给人家。依照我们民法的规矩，这叫不当得利。那么，不当之部分应当立即返还”。记得我当时还和坐在床边缝补衣服的常风老师开玩笑说：“佟老师非让我把这十块钱退回去，您有意见没有”？常老师眼睛一亮，马上干干脆脆地回答说：“这事儿你还犹豫什么！不管人家是有意还是无意，多了就还给人家呗！
佟老师家里人口多，是名副其实的三代同堂。家里太拥挤了。每次去佟老师家里，都看到常风老师只能坐在床上，连再多个放凳子的地方都没有。可是，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佟老师家里，无论家里当时如何忙乱，佟老师夫妇都毫无怨言。我几乎从来没有听佟老师在我们面前抱怨过房子拥挤的事情。我们这些学生实在看不过去，纷纷通过不同方式向校方反映佟老师家的住房问题。记得有一次在校园里遇到佟老师的女儿，我问起她家里的住房的事情，她说，父亲最近已经给校方写了信，但还没有得到答复，大家还在等消息。
有一年暑假我在外地，母亲托办公室的一个老同事顺路去给佟老师送一份学术资料。母亲的这位老同事已年过半百，自称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走进一个大学教授的家门，他对此行积极主动且充满好奇。当他亲眼目睹了佟老师家里住房拥挤状态后，事后非常认真地对我母亲说：“真没想到啊！一个大学名教授家里怎么会是这样啊？你儿子将来毕业了，我看最好还是别当老师了，还是到国家机关当干部好！”
穿一身中式布衣，戴一顶前进式鸭舌帽，抽一种深色的焦油卷烟，是佟柔老师给大家留下的典型特征。他有一次从深圳回到北京，给我们讲了一段趣闻：在深圳的一家豪华酒店门口，门卫看他衣着朴素，居然不准许他进去。他对门卫说：“前边已经进去的那个女同志，是我的爱人。我们是两口子。你连她都让进去了，怎么能不让我进去呢？”佟老师一边说着，一边爽朗地大笑起来，一点抱怨的情绪也没有。坐在旁边的常风老师也笑着说：“就是，连我都顺顺当当地进去了，偏不让佟柔进去。岂有此理！”
1986年秋天，受企业法律顾问单位的邀请，我和佟柔老师专程去保定，为一宗特大进出口贸易合同案件提供法律协咨询。保定是佟柔老师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佟柔全家颠沛流离，深受国破家亡之苦，饱经战乱灾荒之患。全家当时曾先到到北平避难。尔后，由北平迁居保定，佟柔与妹妹一起考入保定第二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习了两年染织。在保定工作之余，我们陪伴佟老师专门去当年那家高级工业学校的旧址探访。学校的旧址早已成为一家机械修理厂，因经营不善，工厂已经倒闭。深秋时节，枯黄的落叶散落在工厂的院落内，院落里十分安静。佟老师一边走一边给我们讲起当年的往事，时而语调低缓，时而陷入沉思。看得出，四十多年前的情景或许时隐时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正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
不过，回到保定地委的招待所的房间里，佟老师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他兴致盎然地和企业老总们谈起了他最钟爱的民法学。他从罗马法谈到拿破仑法典，从苏俄民法典谈到旧中国的民法习惯法，从朝阳大学谈到人民大学。一直谈到那个长得白胖敦厚的李经理几乎开始打哈欠了，佟柔老师似乎依然谈兴不减。
第二天早晨吃早餐时，李经理悄悄对我说：“你们佟教授真是有学问啊！不过，教授才六十多岁，怎么会显得那么苍老呢？中国的知识分子物美价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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