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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的另一个方面，即当事人可以依仗强势条件，撇开法定程序去追求一个实体正义的结果。因此，当朱滔设计用陈家驹的枪打死与之有隙的警察，陈家驹回到警局，署长却决定以涉嫌一级谋杀罪逮捕他时，他选择了绑架署长逃走，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来抓获朱滔，洗脱冤屈——“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可是我不能靠你们”，这固然是陈家驹的心声，但如何评价这种行为却是一个难题。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刑事法律确认的私力救济只有两种：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署长说道，“我没有说你杀人，但按照程序，我一定要控告你”，因为陈家驹绑架署长逃走的行为属于一项严重的刑事犯罪。通过法律对社会进行控制，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的选择。法律的生命在于法的实现，法的实现应依赖正当程序，程序正义是人类可以直接把握和追求的正义，尽管它存在局限性。也许在一个具体的个案中，通过私力救济这样一种司法外的途径来伸张正义，从社会角度而言不能排除其存在之必要，它在一定情形下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有助于个案中实体正义的实现。(徐昕《论私力救济》)但如果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私力救济横行，则普遍正义将荡然无存，法律将成为一纸空文，社会也将回到“人对人像狼”一般的原初状态。
美国影片《亡命天涯》的情节与此相似：医生金波的妻子海伦被人谋杀，金波成了重大的杀人嫌疑犯，金波明白自己是被人精心策划陷害的，惟有找到真凶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于是他越狱逃走，踏上了寻凶之旅……
同样在《警察故事》中，陈家驹与朱滔手下经过激斗后终于成功夺得了朱滔的犯罪证据，法律终于可以制裁他这样“请得起律师的人”了。但在警方控制现场后，陈家驹依然将律师、朱滔等人痛打一通，以发泄心中之怒火。其后，彪叔与署长的对话也颇令人忍俊不禁，当彪叔对怎么写报告忧心忡忡时，他向署长求援道“这报告你要帮我”，孰料向来铁面无私、公事公办的署长一脸严肃地答道，“我没看见”，并扭身而去，以这样无厘头的方式幽默了一把。署长对陈家驹的容忍固然得到善良人们的认同，但这种私力救济、私人执法的行为依然不免张扬了“丛林”正义。
无论怎样，电影中的陈家驹是幸运的——他通过自己的舍命搏斗，为自己也为社会实现了迟来的实体正义。在现实生活中，正义实现的方式不只一种，司法作为最正统、最为人们接受的方式并不能完全取代其它的救济手段，私力救济也有其自身的存在空间及其合理性，但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把冲突解决纳入秩序化和程序化的途径，因此私力救济的实施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如何将部分私力救济逐步的纳入法制轨道，通过法律实现私力救济的社会控制，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亟需解决的问题。正如刑法学者康纳德、哈格所言：“……我们只能尝试，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完美但能得到改善的世界上,坚持正义的方向对于秩序的幸存是至为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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