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我们这个民族的法学老师
向前进
【全文】
一
他本来想做一名记者。最终，他成为了中国法学界的精神支柱。
高中，他就读于北京三十一中，时称崇德中学。那是1940年代，他是那个压抑年代里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在那所著名的中学里，他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他们青涩而尖锐，他们的饥饿感不仅仅来自物质的匮乏，更来自于压抑的政治气氛。1948年，他18岁，雄心勃勃地考取了燕京大学，学习新闻专业。他想用报纸来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自由化，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之喉舌。他希望自己能鼓天下之气，帮助社会实现更为广阔的变革。但是，他的思想很快发生了转变，他对旧中国感到了绝望。最终，他走上反抗腐败政权的道路，辍学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
那段短促而动荡的生活充满了风险，但也培养了他的责任心和过人的勇气。1949年，北平解放，巨大的变革激发了他对未来最美好的想象。他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委会的工作。很多年后，他年过古稀，面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他说，之所以辍学参加革命工作，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二
一条阳光大道直通社会主义美好的未来。1951年8月，作为新中国优秀青年的一员，他被选为首批留苏学生之一，前往著名的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在那里，因他多才多艺，参加了中国学生会的工作，曾与当时在学生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一起共事。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学业，获得全优毕业文凭。他抑制不住为新中国服务的激情，于1956年提前回国，赴教北京政法学院。
三
“法律并不是我人生自愿的职业选择，它枯燥无味，不像新闻那样自由奔放。”他说，“但既然是国家派我去学的，当然是抱着崇高的使命感去学的。”
逐渐地，他懂得了法律与新闻一样，都有着民主与自由的深刻内涵，如果说“法制”并不足以包合民主，那么“法制”就必须以民主为基础，以民主为前提。他在苏联学习时，法律制度确实比较完善，但是——他说——谁也不想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一个“法治国家”。他意识到，建立现代法治国家，与建立现代工业化国家、现代知识经济国家同等重要。
四
那是新中国第一座法学院。他被院长钱端升视为不可多得的奇才。他一面教学，一面担任苏联法学教授的专业翻译。然而，反右运动开始了。未及施展才华，他便被“引蛇出洞”——向学校组织坦陈看法——成了第一批右派分子。那是他迄今最为刻骨铭心的时刻。从那一刻起，他从“人民的阵营”划入了“敌人的阵营”，之后天天受批挨斗。几十年后，他的梦中还时常杂乱地回放着那些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后仍心有余悸。
他记得，当时全校还为他划为右派在大礼堂进行公开讨论，以便使那些“糊涂”的人“清醒”过来。讨论的主题，就是他为什么会成为右派。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人，“原因”并不难找——有的是因为历史问题，有的是因为阶级出身，有的是因为个人主义，有的是因为伸手要权。而他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与上述原因无涉。于是就挖他的教育背景。他曾就读的崇德中学，那是一个基督教会高中，而他高中毕业后又考入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于是，他们找到了使他成为右派的原因，即“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