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少数人的权利——由邱兴华之死想到的
褚宸舸
【全文】
2006年岁末的邱兴华之死并未使沸腾喧嚣的社会平静下来。关于此案，坊间议论很多。有人说因为他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他的生命权是否被非法剥夺成为一个永远的迷。因为精神病是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的法定理由，而此病的存在一定得经权威的精神病鉴定专家的鉴定结论才能成立，但是否决定鉴定由法官裁断。12月28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邱被执行枪决，致死也未进行精神鉴定。有人哀叹该案是“中国司法的悲哀”，因为“法学专家、精神病专家、律师、媒体在公权力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不值一提，呼吁也好、上书也罢，彻底失败了”。还有人提到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欣克利刺杀里根总统案，通过外国案例来反衬程序正义之难。有报道，因为死刑核准权元旦收归最高法院，多省都爆发了年底处决潮。同时有人拍手称快，认为邱兴华之死对许多人都是个交待，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如果给他做鉴定，结果假如是精神病，那么司法机关将陷于多么尴尬的地位——杀，明显违法；不杀，既违背民意，也无法弥补政府对此案的投入，对被害人家属、一般公众亦无法交待。
邱兴华案的焦点问题，不是他是不是精神病，而是他有没有接受鉴定的权利。这个权利既然是被告人（特别是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那么法庭就不应当笼统概括的用各种理由（包括“人民的名义”）搪塞和剥夺。在我看来，这个案件也是近年来关于少数人权利的典型个案。
民主的核心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可以说是多数统治、决定少数，但它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或损害少数人的权利。民主的出发点应该是个人的价值和自由，保护包括少数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公民权利既符合平等的价值要求，也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每个人并不一辈子全是占据多数或优势，他（她）也有作为少数的时候。以人生为例，从少年、青壮年到老年不可避免要经历从弱变强再变弱，从被人支配主宰、主宰支配他人到再被他人主宰支配的过程。
记得曾有个德国人说过，起初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纳粹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纳粹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纳粹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纳粹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对于那些为少数人代言的学者，我是十分钦佩的。他（她）们明知收获不到大众的欢呼和鲜花，可能招来恶毒的咒骂和曲解。这样做是需要勇气和人格支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