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爱的奉献。”
我在《权力塔与“规范性蛋”――谈
公务员法》一文中指出：
“1940年代蒋总裁时代获取公共职位的“献金制”与举荐制，使愚顽人等通过献金程序与亲属关系，进入公共政体，“王保长”这类人物成为政体的基本元素。随时光推移，王保长们进入政体的小道变成了坦途，公共管理机构的准入机制发生了进一步变动，政体甚至可以将地下性工作者转变为警察局长――虽然拉美某国同样拟将性工作者招聘为交通警察，但是直接任命她们为警察局长的案例，世界上尚属罕见；长官的运动与娱乐陪练亦可成为长官，擅射擅毬成为职场技艺；同志式秘密交往亦十分猖獗。当然献金制仍然运行不怠，裙带关系日益巩固。这就是说，神州权力塔的组织成份，经历了某种时代性的变异。”
回望中国历实，我们不得不反思性地肯定科举制这一文明遗迹；展望中国未来，我们也不得不为民主选举和科学监督地方官员满怀期待――变革时代的混乱失控状况，需要有序处理消化。但是在当下，从系统观察，投币、效忠、奉献、生产、授权，已经成为系统循环性的表现，生成了系统属性。这种属性波及到系统的边缘组织。在我们伟大的神州，国家事业单位比如科研机构、国有企业比如自来水公司，均配备了职务生产装置，因此卖官鬻爵也会时有发生――显然，我们缺乏“国家雇员”的理念和制度，仅能生产一种被视为“官”的制度产品。当我们发现国家电力公司、收费大学等等社会组织冒出一批批“高干”，一定不要认为这是白日遇见了鬼怪。
在投币、效忠、奉献等社会交换措施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会产生许多中高级身份证――罗校长和杨书记就是这样的“身份”持有者，他们被授权装置肯定了“身份”，从而也为犯罪嫌疑人作案动机的解释提供了重要线索。在身份发生机制作用下，身份级别高不等于一定不是犯罪分子，其中一些可能就是犯罪分子――国家每年都会查处其中一部分。虽然系统属性可以解释厅级公务员成为杀手的逻辑发展过程，但是这一现象本身说明系统及其属性存在改进和调试的必要性――在当今世界、在中国历实上，高级别官员赤膊上阵成为“杀手”的可并不常见。如果将公务员系统比喻成一个木桶，那么“厅级杀手”是木桶上一块不可思议的短板――它是那样的短，以至于我们必须思考短板的产生机制，从而防止木桶流失国家的治理尊严和人民的福祉。
二、杀人作为一种方式
无论是投币还是效忠，行为人的付出是不可忽视的观察要素。在那个系统内，行为人的付出总是希求回报的。作为经济人即理性的人，系统属性是系统自己的问题，对于系统的参与者，目的还是归于“付出――回报”体制的建设，为生物个体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性生活提供裨益。如果系统妨碍生物体的生活裨益，无论是不是系统参与者，都会抵制系统；但是系统参与者往往对系统反抗更烈――因为他们比较于非参与者，发生了投币与效忠、奉献等付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