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党政系统的党员干部这么热衷于“去姓昵称”，可能是在下意识地遵循一种官场交际规则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我们的一些学者、教授们也紧跟这股风，挣扎着混身的气力，也在张口闭口地对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不加区别地“去姓昵称”，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就像余秋雨先生在其博客文章中所说的“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值得玩味的是，有学者不仅要不厌其烦地“去姓昵称”，还要顺着领导干部文过饰非的癖好，对这些高级官员的哪怕是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加以粉饰，极尽吹捧之能事。某某大学一位教授在余秋雨先生参加的那次会议上发言道：“良宇上个月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说过，但更有新意。”你看看，你看看，这嘴巴要多甜有多甜，舌头还要不失时机地舔一舔。
《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
三条第（六）项规定，党员要“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这是党员的义务之一，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在平时的言行中，我要自觉遵守，认真履行。为了切实负担起“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义务，我在前几天结合自己的职业和写作特长，根据中央对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处理决定，连续撰写了十篇《论陈良宇的倒掉》，深切地表达了我对党内腐败的痛恨。今天，为了继续履行党章规定的“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义务，我又就党的组织生活中对有些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不称“同志”反而流行“去姓昵称+职务”的风气，进行严肃的批评，并且自由地提出了我的独立看法。
简要总结一下的话，我是不主张“去姓昵称”的风气在党内流行的，如果这种风气不赶快杀一杀，那么，将会污染一些具有奴性思维的亲官者，尤其是以学术研究为己任的学者，要是骨子里再有“学优则仕”的从政思想、为官意识，那么，这些学者将会在各种场合，无视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以牺牲学术独立为代价，以政治口号为研究方向，与政界同流合污，向高官亲密靠拢，有意省去那些“公仆”的姓氏，这不仅有辱官员姓名权、有失学者的人格尊严，而且还有损于听众与观众的健康之肠胃，叫得让人恶心，拍得叫人呕吐。这种风气，实在要不得！
其实，抛开党内风气不谈，单是从“去姓昵称”的实践技术上来看，也并不是在所有场合都能顺畅操作的。尤其是在有些官员姓名只有两个字的情况下，去姓还是不去姓，这是个问题。要是不去姓，那就只能叫姓名全称，在相当重视昵称的主子和随从心里，可能觉得有“大不敬”之嫌；而对这些姓名只有两个字的政界巨头仍然按照“去姓昵称”的谄媚惯例操作的话，那么上海市市长“韩正”就只能称为“正”，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也就只能称为“菊”了。这样的称呼，要是在党内流行起来的话，其滑稽的场面可以搬到央视春晚上演经典小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