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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没有证据性结论之前，我不可能去写文章痛打的。要是无中生有的大放“马前炮”，或许我就成“炮灰”了。其实，就算此前我能掌握一些违纪材料，或者说即便我占有了一些铁证，我尽管可以去心潮澎湃地写文章，但这种文章在目前的国情下，它能发表吗？能吗？能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但作为一名党员，对昏官倒掉后进行谴责和痛打，不是没有党性的体现，而恰恰是具有党性和党员先进性的反映。反之，要是对这种昏官的倒掉进行表彰、袒护，那才是没有先进性的暴露呢。陈良宇去年担任市委书记时还教育我们党员“平时看得出，关键时刻站得出，为难时刻豁得出”，现在是反腐关键时刻，我作为一名党员，按照他当初的要求真的站出来了。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更主张还是给这些“事后诸葛亮”的谴责声音留一点空间，而不是一味抹杀。毕竟，在尚未广开言路的今天，能够看到对倒台昏官的这些评说，已经难能可贵了。如果连这一发言机会都要封杀，那么，哪里还会有我们的声音？何时才会有我们的文字？事实上，我文章中的中心思想和主要观点都是正统观点，因为多年来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党的教育，就是这么告知我们的，把握了这些经典的理论与思想成果，就会拿来分析人世间的世态炎凉。
心灵单纯的我，近乎疯狂地写出了系列杂碎之感，还冠以一论、二论、三论、四论、五论，为的就是表达我对昏官和党风不正现象的痛恨。我以为，无论语言有多辛辣都不为过。严格说来，这些文章已经不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一种现象。限于我的研究领域，我无法从党建的专业角度来理论分析。上海社保基金案的挖出，让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包括“财经郎闲评”节目的封杀。据郎咸平先生的透露，之所以封杀这个节目，就是因为他在某一期节目中蜻蜓点水式地触及到了上海社保基金案。据郎先生的介绍，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一主要领导授意封杀这档节目，并解散节目组。但封杀的理由却是“郎教授没有普通话证书，不适合当主持人”。这种做法，其实是地方党委政府为了掩盖违纪违法真项，生怕百姓知道后有骚动，惟恐中央了解后有动作。以我的看法，这不仅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也是对中央的隐瞒。
应该说，前四篇评论，我的措辞很激烈，以至于有人谴责我的语言很有“文革遗风”，甚至谩骂我的思维是典型的“文革思维”。确实，我的这几篇文章，说得好听一点，叫“语言犀利”、“文风泼辣”，说得不好听一点，叫做“文革遗风”、“文革思维”。说实话，这两种评价我都不大赞成。前者，我觉得能够获得“语言犀利”、“文风泼辣”之评价的作品至少属于表达上的上佳作品，而我的这些文章显然还远不够格，连我这么自恋的人都不敢承认；对于后者，如果从对人民的敌人的谴责、批评角度来看的，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语言，只要能在法律规则框架内发言，我觉得都不为过。换句话说，文风的选择不主要由我作者的统一文风决定的。我写了不少文章，可以说文风是多元的，关键要根据写作对象来确定文风之选择。比如，在描绘评论陈良宇事件时，我就不能选择袒护他、赞扬他的语言风格进行表达，因为那样的话与文章主题思想极不协调。而这些系列评论文章属于杂文随感文体，与法律的直接关系并不明显，都是我的一些心情文字，我在我们学院的“教师博客”里选择文章栏目时也选择了“心情”，而不是“知识”。所以，也因为我好静中有好动的性格，我是不会在这么令人气愤的事件评论上选择平铺直叙表达方式的，只能选择尽量激烈的表达，来完成我作为一个公民、党员的应有谴责之意。但这并不是说没有理性，要是丝毫没有理性，或者没有丝毫理性，估计早就成“落水狗”了。大概我在批判腐败现象时的语言风格就是如此吧，难以一时改变，比如写好色导师时，也是用了最激烈的词语，表达了我对研究生导师玩弄女研究生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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