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无论“超女”现象还是物权法“风波”，影响范围都是整体的、全局的。由此有人高呼“草根精神”，有人鼓吹“开门立法”，2005年就是在这样一种喧闹甚至嘈杂的气氛中走过——人们需要一副清醒剂，或者至少是几颗定神丸。笔者认为，这两个事件归根结底是精英的“游戏”，他们通过模糊“界”的域限，给这两件本属“小众”的事贴上了“大众”的标签。
　　“界”本义为边境、边陲，引申为“职业、工作或性别等相同的一些社会成员的总体”。上文提到的文艺界、法律界，本质而言便是有着类型化生存方式的社会共同体。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以不同的思维习惯、处事方式或审美格调等相区分，这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必然结果。诚然，个人有可能同时在几个共同体中生活，但就总体而言，各社会共同体仍持守着彼此的界区。任何“全民化”的企图，不管采用何种方法，从根本上看，都是对其边界的模糊。
　　以“超女”为例。“想唱就唱”的宣传语已成为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笔者认为，它正是湖南电视台模糊娱乐界边线的一种方式。因为在通常人眼里，歌唱艺术的必要条件在于一定的天赋——这种“想唱就唱”的宣传，如果就丰富大众生活的角度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是在传播一种“人尽可唱，唱则成名，唱则可富”的思潮，则无异愚弄民众。 一位比赛评委曾指出，“超女”“没有黑幕，只有运作”。实际中，我们不断看到有人在这种运作下不惜“出丑”，甚至疯狂。 诚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有人想出丑，有人想看别人出丑，这很符合娱乐精神嘛”， 然而当“出丑的自由”产生了外部性，刺激更多人不惜代价出丑，更多人怀着扭曲的心理“观赏”出丑，就需要以一定的机制控制和消减这种外部性，也需要重新找回娱乐界起码的边线。当媒体精英们以主动的姿态过分降低娱乐界的门槛，以此赚得大把钞票和知名度优势时，人们应该保持清醒：“超女”并非全民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只是看客，切莫急于出丑。
　　同样的情况体现在物权法“风波”中。巩老师的公开信，有意无意的触动了“广大人民”的神经，从而把更多人带入了这场本来局限在法律界的争讼中。我们在这场大辩论中依稀可辨多年以前的景象：不计其数的“博客”们以充满“阶级仇恨”的语言，痛诉了“窃夺国家、人民宝贵财产”的“罪恶阴谋”；同样有为数甚多者挥舞明晰产权制度，稳定社会财产分配的“大棒”，摆出“顺天命而行”的姿态，讥讽前者“僵化、腐朽”。在这里，当年的红旗、广播变成了今日的网络，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之势，却依然未减。由此，“法学领域，经常像伊拉克的巴格达，谁家的坦克车都可以在这里出入自由甚至横行无忌。” 仿佛任何人都可以“吼两嗓子”、“混个脸熟”。于是，学术精英的话语引导了“民意”，后者成为了前者的坚实的后盾。那些情感宣泄远多于理性分析的言论，使得本来就一波三折的物权法制定进程，“旧恨未消，又添新愁”。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