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知识的产出过程受不受超理论因素的影响（无论承认与否，这种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想像有一种与知识兴趣完全无涉的知识生产机制，有知识兴趣主导的知识生产一定有其社会存在的诱导因素），而在于它是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影响。依据经验观察，我们得知：尽管知识生产的形式可能有所差别，但均受到当下历史、文化实力、政治法律制度、智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可以说，任何知识的产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得以型塑的“历史气候”（historisches Klima）的印记；同样，处在‘意义之网’中的知识生产者们也从一开始就被不知不觉地限制在历史可能性和规定性的界限之内的。谁也挣脱不了历史和现实情境条件对知识生产者之视域、问题意识、方法和论述能力的宰制。
在这里，我们可能更为关心作为宰制力量的现实情境条件到底如何宰制知识生产者以及它们的宰制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事实上，我们从现下中国所存在的“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的运行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并不是如P. K.默顿（Robert K. Merton）所言的知识的“优势积累”，毋宁是一种知识的“劣势积累”的激励机制。“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所生成的“制度化的价值观”已经被知识生产者个人接受，内化为个人的价值判准、知识规范和积习心态。从另一方面讲，知识生产者只要认同这些价值判准、知识规范并且身体力行，就会自动获得“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所给予的知识权力和控制力量，取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能力感，进而积极主动地参与“知识生产大跃进”的物化运动过程，他们的活动和知识产出又与“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扭结在一起，形成更为复杂的多重交织的关系结构，作为宰制力量来影响后来的知识生产者。这是知识生产者之心性、价值观和趣味被制度格式化的一种机制；它清除了残存于知识生产者身上的知识敬畏感，清除了知识生产者对我们人类所仰望的星空的惊奇与感动，清除了知识生产者于宁静的心灵深处追问生命意义的觉悟本能，清除了知识生产者对于人类苦难所具有的悲悯情怀，清除了知识生产者躲避利诱、回归纯真的道德良知，消抹了知识生产者的知识内敛力和持久创新的兴趣和动力。知识生产者被塑造成为知识生产线的熟练工人，他们不需要思想，不需要反思，不需要追问意义的问题，而只是一味地重复机械化的“知识复制”的动作，完成一个又一个纸质的或者电子的文字文本，简单地挪移这些文本的堆积物，将文本的堆积物作为材料进行剪贴拼接。知识生产者在这种复制、挪移和剪贴拼接的过程中获得某种“舒舒服服的”物益满足感和精神充溢感，而知识创新和担当的使命则被抛却在个人的内心关怀之外。确实，这样的知识生产者完全变成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称的“单向度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