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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民事诉讼中，民事被告不同于刑事被告，双方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民诉中常有“谁跑法院快，谁就当上原告”的说法。原告不一定是最后的赢家，被告反诉而胜诉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富士康案中，记者当上了被告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当然在中国一般老百姓看来，总觉得当被告不是什么好事）。况且，当了被告并不一定败诉啊！应该有信心，在开庭中出示证据，质证，与其辩论，最后赢得胜利。记者虽为无冕之王，但记者本身并无不当被告的豁免或特殊性，况且案件尚处于立案阶段，并没有最终审判。某案是否立案、该否查封、如何收取诉讼费，对于这些专业问题，相信法院通过审查、质证、辩论自会作出判断或裁定。
再次，关于诉讼费的收取，法院也有专门的规定。诉讼是要成本的，法院通常是依据诉讼标的和案件影响的大小进行收费，由原告先行支付，最后依据原被告胜败多少分别承担，这是通常也是各国民事诉讼的惯例。诉讼标的大，原告应预交的诉讼费用自然要高，这样也可避免当事人的滥讼，盲目开天价索赔。这样，原告也应慎重考虑自己的诉讼标的是多少，提出合理的索赔标的。至于本案原告的诉讼标的是多少，那是法律赋予原告的处分权，法院无权干预（当然，法院可善意地提醒，如果到不到诉讼目的，诉讼费可是要交的。）本案原告可以提出3000万、4000万甚至1个亿，那么，法院则按3000万、4000万、1个亿照收诉讼费。虽然不论案件当事人胜败如何，法院都坐收诉讼费，但它毕竟是国家财产，而不是深圳中院的财产。与法院大量的经济案件所收的诉讼费相比，本案20多万诉讼费并不稀奇。况且现在国家对诉讼费的管理和使用甚严，不得随便使用。因此，法院依诉讼标的收取诉讼费，于情于法并无不当。况且原告如果败诉，则应白白全部支付20多万的诉讼费，也算是对其的惩罚，被告胜诉，则不必支付任何诉讼费。原被告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被告可阻止原告胜诉，并不能阻止原告起诉啊。
我虽然没有非常详细地分析这个报道的前因后果，但作为法律人，我认为在法院没有作出最后判决之前，应当把它当作普通的案件看待，尽量使自己保持中立，应更为理性地看待这个案件。外界虽然可以对案件进行评论、监督，但也应注意自己的身份，自己不是法院、不是法官、不是专业人员。在不详细了解具体案情和立案、查封和收费的具体程序时，最好不要妄加评论。而且在法院立案后，作为被告一方代表的媒体更应该平衡报道，即给被告登载回应和答辩的机会。其实，媒体利用自己的报道优势，已在对公众影响方面占了上风，而原告没有开设自己的报纸阵地，如何来回应呢。因此，判决前不平衡的评论和报道，可能会误导民众，说起外行人的话来，甚至会给法院的进一步审判带来压力，最终影响审判的公正性。文革的报纸审判、舆论审判给我们的教训还不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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