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而我又是一个投资者。我想获得盈利，无论是纯粹为了赚钱还是实现“个人价值”，可以通过市场来获得原料，自己进行生产，出卖产品，达到赚取利润的目的，这些都可以通过市场来完成，可以通过交换（合同）来完成，而不需要组成所谓的企业。但是现实生活中，会存在种种阻碍自由交易的费用。比如，寻找交易对手的费用，谈判的费用，保证对方履行合同的费用，打官司的费用等等。所以，集老板与工人于一身的单个生产者，在市场中会发现由自己来存储原料、雇佣工人更省钱。这样的好处，就是通过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服从来解决了不断地进行谈判、寻找原料等费用，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科斯指出“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所以，之所以会存在不同的“治理方式”，存在不同的产权结构，必然是不同的产权结构或者说治理方式，存在不同的成本。
当然，科斯的这种分析，只不过开了一个头而已，以后，又有一大批经济学家来进行研究，形成了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新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显现出来，它忽略了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不同的治理结构，不同的激励，会导致不同的人的不同反应；第二，企业内部结构的发展；第三，企业的规模和边界。
进一步说，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交易的假设，过于完美了，这和事实相差太远。如果市场被看作是一种交易的组合，契约是对交易的保证，那么，契约这种机制太脆弱了。传统的经济理论也好，法学理论也好，忽略了契约的不同种类。比如，契约中的时间因素和完备程度，会导致不同的交易结果。
经济学家们都开始意识到了，如果要对组织关系进行分析，就必须重新考虑交易和契约的复杂性，尤其是长期契约关系。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走到了一起（应当指出的是，现代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发展中，法学家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而这一作用，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法学界本身，认识是非常不充分的）。1958年，赫斯特（Hurst）对威斯康星州在1836年—1915年的木材工业的数百个合同案例进行了考察，发现“合同的形式满足了即时交易的需要，但在促进人们对更广和更深的交易情况的注意方面，则毫无作用” 。更为重要的研究则是麦考莱（Macaulay）在1963年发表的《商业中的非合同关系》，他与43家公司、6家律师事务所的68人进行了访谈，发现商业交易和
合同法中的规定相差甚远，长期交易中的信任关系更为重要，交易中双方不断进行的修正才是促进交易的根本所在 。这些观点在法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命题的产生，比如吉尔莫教授提出了“合同的死亡” 。最著名的则是麦克尼尔的《新社会契约论》 ，他在70年代后期提出了“关系型契约”的概念（无独有偶，与此同时，苏联的经济法学家拉普捷夫提出了长期契约），这些著作，进一步激发了阿蒂亚教授重塑
合同法的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