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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来抽象，我换一角度，说个古代的故事你就明白了。《水浒传》二十七回，武松替哥哥报仇，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然后到官府自首。知县如何办案？他一点不尴尬，不像审判王斌余的法院；他“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一心要周全打虎英雄，遂将供状重新做过，称：有嫂不容武松祭献亡兄武大，因而相争，奸夫介入，斗殴身死云云。阳谷县的“上户之家”也不乏“仗义之人”，纷纷资助武松银两，送他酒肉。解到东平府发落，府尹亦哀怜好汉，一面“差人看觑他，因此节级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钱”，一面把“卷宗”改得轻了；“却使个心腹人，赍了一封紧要密书，星夜投京师来替他干办”，活动省院。终于“朝廷明降”：脊杖四十，刺配孟州，脱了死罪。
你看，宽宽，传统法制因为相对松弛，尊奉人伦道德，这时反而能避免难堪；又因袒护“义气烈汉”，让百姓敬重，而实际上巩固了皇权。可是，现代化的形式平等的法治没有这个便利。法律的学说和实践都以个人主义抽象价值为基础，不允许法官认真运用良知、坚持道德选择。司法判决就只好另谋出路来表达“正义”，替法律维持“凝聚力”，即鼓励公民守法。就此困境观之，现代法治借助心理分析与精神失常抗辩，另辟一无边无沿的“科学”领域，变“布衣之怒”为疯癫，将同情心、道德感和失控的狂怒、幻觉一块儿隔离接受治疗：看似跟《水浒传》里“仗义之人”的动机手段不同----一举道义，一任“科学”----制度上的功效却是一样的，都是在需要时出手帮法律一把，遮掩其与正义的距离。
说起疯癫，最近我读了一本书蛮有意思，作者是纽约城市大学的古典语文教授、荷马史诗专家。荷马时代已有疯癫无咎的“案例”了。《伊利亚记》开篇一个“怒”字(menis)，全诗一万五千六百多行，一事接一事，皆是英雄阿喀琉斯那一怒----因为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抢了他的女奴----的可怕后果(拜依，页113)。末了，英雄接受母亲劝告，当众宣布息怒，与统帅和解。阿伽门农不好意思了，起身回答，却给出一个免责的理由(19:86以下)：其实那不是我的错，是宙斯、命运和黑暗中游荡的复仇女神，他们把我的心“迷惑”了(ate)。所以跟首领们议事那天，我才会扣下该属阿喀琉斯的“奖品”(指女奴)。可我有什么办法？万事出于神意呀！“疯癫”(Ate)是宙斯的长女，她让人头脑发昏(aatai)，看不见毁灭！她脚步轻轻，不着大地，踩着人的脑袋就把祸害带来，叫他们一个个掉进圈套！
无独有偶，倾城倾国的海伦也是这个说法。《奥德修记》卷四，回到丈夫身边的海伦出场，回忆希腊人用木马计破特洛伊城，说自己看着他们烧杀掳掠，心中充满思乡之情。接着话锋一转，为当初与特洛伊王子私奔，引发战争辩解道：抛下家园、孩儿、婚床和“智慧容貌一样不缺”的丈夫，真正的原因，是爱神令我“发疯”(ate，4:261)----被宙斯的长女夺了理智！那丈夫也是个英雄，忙安慰道：夫人，你说得一点不错！表示承认疯癫为事实，不追究私奔叛逆之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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