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所考虑到的主要是西方社会本身，把它理念化为一个整合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变化的历程，把那些变化等同于理性化、资本化、民主化、（理性）官僚制度化、法治化等等一系列的直线性的现代“化”的过程。当然，西方的社会实际绝对不那么简单，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悖论性，但它们绝对不会像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在西方的侵略之下形成的外来的影响以及本土的文明的长期并存。这种并存本身便是一对主要的悖论现象。
人们试图用西方的现代化概念和话语来理解、描述中国近现代的变迁。但是，这些“启蒙现代主义”所构造的概念，用于中国，除非硬套，最终只能突出一系列的悖论实际。在西方，（从西方理论看来是）悖论是相对非常的现象，但在第三世界它是常在的、普遍的。我因此要在这里突出“悖论社会”这样一个概念。如果说西方近现代社会的逻辑是斯密和韦伯的资本主义化和理性化，那么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逻辑则是多重的悖论和矛盾。
无庸说，形式主义经济理论是不会承认第三世界中的悖论实际的。它会坚持理性经济人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之下，必定会推动广泛的、城乡互动的经济发展，造成西方式的整合。但是，我们知道，这正是帝国主义在19世纪当时所用的理论借口。（虽然如此，今天有一些中国学者倾向于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来硬套中国。这是一个复杂的、令人费解的现象，但我们可以由此看到西方主流理论的学术霸权影响。）
有人也许会认为“悖论现象”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而衍生出来的概念：惟有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概念出发，才会显得是悖论的。我这里要再次说明，提出悖论，绝对不等于是用形式主义理论来认识中国。因为，唯有从实际出发，才能看到悖论，而从悖论实际出发，必定会质疑今天压倒世界的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并突出建构另一种理论的必要。我这里用“悖论”，正是为了要凸现西方理论逻辑在中国的不相适应，从而提出面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命题。只有从这样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建立不同的新理论体系，既能与西方理论对话而又能独立于它的理论体系。
其实，韦伯本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实际并不符合他的理想模型（ideal-type)，并试图同时使用自己的两种模型来理解中国实际。我们如果沿着他那条思路去认识中国，便会设想前现代和现代社会并存和相互作用、世袭主义统治和现代理性官僚制度并存、非理性地法制和现代理性形式主义法制并存、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并存、前市场身份经济和市场契约经济并存等等悖论现象。这样，其突出的问题便会变成不是单向的整合，而是两种系统并存的悖论实际，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接、矛盾和互动，而不是单向的“化”。
（二）二元对立的语境
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激起了相应的民族主义和感情，并因此把人们推向相反方向的思路。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西方既是（帝国主义）敌人也是（科学、民主）模范，而中国则既是爱国的感情依托也是憎恶的落后对象。在那样的感情张力下，提倡现代化似乎是在支持帝国主义，而指向传统似乎是在反帝。因此，很容易形成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迫使人们否认中西并存的基本实际，要么简单地完全接受西方理论而否认中国悖论实际，要么完全否定西方而因此无视悖论实际双方中的一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