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辨异往往从严格的语词分析入手。我假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 ，假定一个民族的语词浓缩了这个民族的经验，以至人们可能沿着语词的轨迹追溯乃至再现 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此背景之下运用的语词分析方法，既是批判性的，也是建设性的 。批判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有关“不是什么”的分析中。如上所述，以往关于中国古代法 “是什么”的研究因为受各种偏见影响，颇多似是而非之处。这方面最明显也最常见的事例 就是将现代学术的概念和术语硬套在历史材料上面。又由于通行的所谓现代学术概念、范畴 和分类基本上来源于西方，上述作法就不仅是“现代中心主义”，同时也是“西方中心主义 ”的。本书就法、法律、道德、公法、私法、刑、法、民法、法治和自然法等概念所作的辨 析，首先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这是进入“事实研究”的第一步。
语词分析同时具有正面的和建设性的意义，这一点显而易见。本书关于国、家、
刑法、律、 公法、礼法、自然、礼、义、利、公、私以及治人与治法等概念的分析可以为证。然而，字 源的考证与字义的辨析既不是所谓语词分析的全部内容，也不是本书的主旨所在。它们只是 帮助我深入不同经验世界的一些必要和有效的办法罢了。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这种借助 于语词去了解他人的观念，进而深入不同经验世界的作法，是否就是历史家们常说的使自己 置身于另一个时代，依当 时人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概念和观念去思考?据说，只有这样才可能确保历史的 客观性。但这显然不是我所要追求的目标。上面的讨论业已表明，这种所谓历史的客观性乃 是虚妄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开自己的“视域”去观察和了解世界。因此，问题就不 简单是怎样丢弃自己(它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而毋宁是如何在置身于某种历史视域的同时，既超越自己固有的视域，也超越此一历史的视域，并通过此二者之间循环往复而又富有成效 的对话实现某种更高程度的统一。语词分析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当然，它的内 容在这里远不止于对字词的考辨，而是包括对我们惯常使用的许多似乎具有无可辨驳之普适 意义的概念、范畴、分类、原则乃至学说的重新审视。由于概念和范畴(更根本地说，语言) 是我们观察和认识世界必须依靠中介，这种知识自觉意义上的语词分析就成为理解 的先决 条件。又由于这里对语言的重新审视是借助于各种特殊经验(各种不同的视域)来进行的，最 后达致的结果就可能是富有新意的。
解释学的立场如此强调认识活动中的主观性，以至否认有那种外在于人并且与人类认识活动 全然无关的所谓“客观实在”，这是否意味着解释活动无所谓客观性，解释的结果无从衡量 ，因而解释也可以任意而为?应当承认，解释性知识不像科学知识那样可以累积性增长，毋 宁说它更接近于艺术性知识。“诗无达诂”，解释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不过，解释有好坏 和优劣的差别，“对于任何事物——一首诗、一个人、一部历史、一项宗教仪式、一种习俗 、一个社会——一种好的解释总会把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吉尔兹语)在 吉尔兹那里，好的解释不但是层层深入和论辩巧妙的，而且是具有客观性的，他通过使符号 形式的分析尽可能紧密地与具体的社会事件和场合，即普通生活的公众世界联系在一起，来 抵制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吉尔兹所提示的原则也适用于历史研究，只不过，历史研究不大 可能建立在直接观察上面，所以，历史解释的客观性部分要靠坚实的材料来保证。当然，材 料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意义只能通过解释得出。同样，遵循那些材料运用中最起码的规 则只是防止任意妄为的基本条件。这些规则并不能告诉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和怎样组织这 些材料。在80年代，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那种语录式的文化研究，即从一些 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言论出发去构想所谓中国文化。这种方式的解释，即使合乎语词 解释的规则，也注定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文化乃是内涵丰富的复杂整体，而思想只是其中的一小 部分，况且一种言论或者思想的含义经常不很确定，同一个人的言论和思想也往往前后不相 连贯甚至自相矛盾。结果，这类研究引致的混战和造成的混乱几乎无限地超过它们可能取得 的成绩。本书小心地避免落入这种陷阱，尽管它同时也非常重视历史上的思想。我采取的办 法是，把思想史的材料同制度史以及稍低程度上社会史的材料放在一处，在其中寻找共同 的 东西；探查同一时代各主要思想派别争论的问题，看它们所争的是什么，不争的又是什么； 追溯那些在历史上长期困扰和激动人们的主题，看在无数细小和重大的变化之中，可有什么是不变的很少变化的。在我看来，那些共同的、不争的和不变的，即是这文化中埋藏较深也 较具恒久意义的东西。这里，强调学科的和材料的分界是没有意义的，器物、思想、文字、 言辞、事件和行为，所有这些都是符号，问题只是如何通过一种好的解释把它们连缀成一个 有意味的结构。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是我的第一本个人著作，也是我试图系统阐释中国古代法律传统 的第一次尝试。尽管因为种种原因，这部书并不能够令我感到满意，但它在我的研究经历中 是很重要的。“比较法与比较文化”一文所宣明的立场，“‘法’辨”一文所运用的方法， 都在这本书里得到了更加系统和彻底的贯彻。更重要的是，在这次长达一年的写作过程中， 我完成了一次思想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不是表现在个别结论上，而是体现在一种更加成熟的 历史意识和更加自觉的学术立场上面。从“比较法和比较文化”以及“‘法’辨”开始的探 索，到此告一段落，而这一段的研究经历，一面为我后来的反省提供了材料，一面也为我下 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项研究计划
对我来说，从1985年到1988年的三年，是一个紧张、多产但又极其艰苦的时期。教书、读书 、写 书，还有各种社会交往，学术活动，它们占据了我差不多所有的时间，也几乎耗尽了我的心 力 ，因此，当我终于写完《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登上去纽约的飞机的时候，只想停下来 喘一口气。
我于1988年9月至1989年4月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在 那段 时间里，我去的最多的地方，除了图书馆，就是书店和博物馆。身在一个国际性大都会，一 面目睹和感受着现代化的成就，一面又有机会经常去亲近人类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文明(虽然 只是通过接触那些文明的遗迹)，那种感觉是很特别的，况且我来自于中国，又刚刚“走出 ”古代文明。回来后，我曾写了一些杂感，记录当时的见闻和思绪，这些文字最后也结了一 个集子，名为《观察者》，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不知道人们会怎样看这类文字，它们 不但不是论文，甚至连学术性也谈不上。不过，即使是这样的文字，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 的学术路向。因为对我来说，学术与生活并不是可以完全分开的两件事。读书和写作是我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学术则是我思考和表达时惯用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能够防止偏狭、 片 面、简单化和意气用事，但要了解我在学术上的关切和选择，还必须走进个人的日常生活和 情感世界。在美国的那段日子里，我读的书并不多，但只要读书，总能激发连绵的思绪。逐 渐地，有一些新的研究计划在我心里变得清晰起来。我不满足于“事实研究”，而希望在此 基础之上作进一步的“价值研究”，在此之前，我还想就已经完成的“事实研究”作一个方 法论上的总结。关于后一个计划，我想用三年的时间去完成，对前一个计划，我却打算花十 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作准备。也许，这是一个终身的研究计划，所以我并不着急。
从美国回来后，我在教书之外，继续读书和写作，并且在1992年出版了两本小书，一本就是 上 面提到的旅美杂记，另一本《法意与人情》也是一个短篇集，其中部分新写的文字为我将来 的一项研究开了个头，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1993年，长篇论文“法律的文化解释”发表， 第 二年，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编成的同名论文集也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样，上面提到的第 二个研究计划就算完成了。
“法律的文化解释”是我对自己以往研究的一次总结，也是从方法论角度去定义“法律文化 ”研究的一种尝试。我从“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的大原则出发，到写完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直关注于具体问题。表面上看，这些具体的研究之间并没有 紧密的关联，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们之间的联系可以说相当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说，“ 法律文化”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只不过，如果只停留在“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的水 平 上，这样的方法论就必然是粗疏的和缺乏理论性的。也许，说它是一种指南更合适。实际上 ，我就一直把它当作研究的方向和指南。问题是，如果具体的研究足够深入，研究的范围足 够广大，特别是，如果研究者不乏反省的意识和能力，这种立场或者指南中的方法论意蕴就 会变得丰富和突显起来。最初，我只是用“法律文化”的说法来概括自己的学术兴趣或者研 究范围，但在写完《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以后，我不再满足于这种平面的单向度概括了 。我已经积累了不少心得，感到有必要对它们加以清理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