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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生考试与我当年的高考很相似。当年我不相信辅导班，现在我也不想费尽周章去找 所报学校的教材或者所报导师的课堂笔记。我的策略是依靠自己和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掌握 基本的东西，准备好作临场发挥。结果也一样：我的总分不高也不低，但是被录取了。就这 样，我带着少年的自负，甚至是尚嫌幼稚的桀骜不驯，还有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来到了北京 。
继续深造
对我来说，人生际遇的重大转变已经在大学完成，相比之下，三年的研究生生活 ，其重要性主要是在学术思想发展的方面。因为有大学四年的经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对我 来说就显得相当轻松，再加上研究生课程比较本科课程已经大为减少，考核方式也比较灵活 ，这使我得享更大的自由。这一时期，我继续读书，继续我的自我教育，但是内容开始有所 变化。我几乎不再读小说，读书范围虽广，但已从原来的驳杂转到主要是人文方面和专业方 面。经过两年的必修课训练和后来的自学，我的英语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基础，这时我便尝 试着阅读专业方面的英文著作，同时作一点翻译训练。也是在这一时期，我学会了欣赏西洋 古典音乐，而在这以前，我听到贝乐芬第五交响乐时的感觉，就像我初见人读什么“费尔巴 哈”时的感觉差不多。此外，我还热衷于当时北京的各种美术展和一些艺术表演，在这方面 ， 我原本就有兴趣，这时更有如鱼得水的感觉。这就是北京，一个人才汇聚而且机会同诱惑一 样多的大都会，它进一步打开了我的眼界，同时也培养了我的趣味。这些好处我立时就感 觉到了，但那仅仅是开始，后来我将更多地从中受益。
现在有些地方的研究生，从入学的那天开始便面临出版的压力，他们的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就 把“出成果”的任务交给他们。我真的很同情这些学生，同时，也为他们感到惋惜。他们在 失去宝贵的学习机会的同时，很可能得到一种对于学术的错误理解。80年代初，我刚到中国 人民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的时候，幸而还没有这种不良风气。因此，我可以在一种比较平静 的氛围中安心读书。我的指导老师为人宽厚，从不干涉学生的学习、研究和思考，放手让他 们自己去发展，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尽量为他们提供便利。他不像有的指导老师，对自己的学 生看得很严，上课之外，还要开列一大堆马列经典让学生读，且定期检查，当场问难，只要 发现理解稍有“偏差”，立即声色俱厉地把人教训一顿，弄得自己的学生战战兢兢。当然， 我那时已经身经百战，不会怕这种人，也不会受其影响，但我的研究生生活，一定不会像现 在回想起来那么愉快和充实。我是如此地痛恨思想管制，因此，想到当初能够不作无谓的牺 牲，更无须忍受精神折磨的痛苦，我应当有理由为自己感到庆幸。
法制史是一门介乎法学与史学，甚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学科，所谓外国法制史更是宽 广得没有边。上至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以及希腊、罗马，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 洲、美国、拉美、东南亚，无不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实际上，没有人能够胜任这样的研究 ，而且除了苏联和接受了苏联学制的中国，恐怕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在大学里开同样名称 的课程。可我居然就成了一名攻读“外国法制史”的研究生。我原来曾希望在研究生期间加 强“专攻”，可是这样的专业如何去“专攻”呢?当然，任何研究者都只能选择某一段时期 、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某一类法律来研究，但是，在当时，无论人们想要研究的是古代还是 中世纪，也不管他们选择哪一个民族和国家，除了总是老一套的教科书之外，几乎没有任何 专业书可读(这种情形到今天只有微小的改善)。因此，要实现“专攻”，唯一的办法是在选 定研究对象之后，扎到图书馆里，从西文文献开始。这样的工夫我也做过一些，尤其是在准 备硕士论文期间。不过总的说来，仅仅研究比如罗马法或者日耳曼法或者英国法，并不能满 足我的精神需求，我钦佩那些学者写就的作品，但它们对我还是稍嫌技术化。我心仪的学者 ，不是专家式的，而是思想型的。这可能部分是因为，我通过阅读接触到并且为之吸引的多 半是思想型的学者，比如孟德斯鸠、费希特或者穆勒；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的学术趣味和禀赋 更接近后者而不是前者。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总之，我并没有走上“专攻”一途 。我的研究生三年，总有一半是用在一般性的阅读方面。
要在这里开列一张我在研究生期间读过的书的书单，那是很乏味的，但是有两位著作家的名 字和作品却不能忽略。其中一位就是刚才提到的孟德斯鸠，他的大著《论法的精神》享有18 世纪百科全书的美誉。另一位是英国人梅因，他的不朽著作《古代法》曾经对19世纪的欧洲 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两位大师和他们的著作都不容易归类，尤其是孟氏，他的作品是一 般知识分子的必读书，而不应归在任何一个专业。不过，同样明显的是，这两位著作家和他 们的作品，都与法律学有密切关联。特别是梅因，他独自开创了一个法学流派，他本人在法 制史研究中的地位尤其崇高。在我稍后发表的一些文章里面，两位大师的影响清晰可辨。比如，我曾以梅因的名言“从身份到契约”为题作过文章，也曾把孟氏的一句话“我们应当用 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明法律”改成“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并 把它当作自己研究的导引。不过，这些都还是最显见最表层的印记，而我的受惠于前贤，实 在不止于此。我读这些大师的作品，对他们的博识深为叹服，更为其思虑的深邃所吸引，因 此有意无意地想要学习他们思想的方法，找寻他们进入学问的路径。这种探寻乃至模仿不是 要把他们当作我的研究对象，而是想接近他们，把他们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融入我自己的血 肉 。因此，我不只是理解他们，而且运用他们，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我对他们的理解流 于片面。后世的学问家，把孟德斯鸠奉为比较法的始祖，把梅因誉为法律人类学的先驱。我 的法律史研究，开始就走上比较一路，以后又为人类学所吸引，追根溯源，恐怕还要回到学 生时代的阅读与思考。
一个人的思想什么时候成熟和定型，这实在是一件很难讲的事情。以我的经验，一个人若是 在 青年时代就开始用心思考，那么，不管他或她当时的思想如何幼稚，也不管他或她将来的思 想怎样变化，最重的东西很可能在那时就已经发端，以后的思考，或者围绕一个当时萌发的 问题，或者沿着那时所确立的方向，逐渐地展开。至于人生经验，也许可以追溯到更早阶段 ，但这问题不在我现在的讨论范围之内。就我自己而言，人生的转折发生在大学，思想的雏 形在研究生阶段就已显现。这当然不是说，早在80年代 上半，我就能够预知自己将来所要 从事的研究以及研究的方法是什么。那时，我只是确知自己愿意过一种书斋生活，并对自己 的能力、禀赋和兴趣有了相当的认识。当时，我在学术上的趣味已经明白地表现出来，为学 的路径也大致上确定。关于这一点，也可以用一件事例说明。在读研究生第二年的夏天，我 被准许参加将在当年年底举行的“外国法制史”年会，为此，我专门准备了一篇文章，题目 大概是关于本学科发展的若干思考一类。这篇文章分两个部分，后半专谈学科建设方面的问 题，前半则务虚，讨论了一些理论问题。说是讨论理论，其实没什么理论，不过是些理论之 前的粗糙想法。记得那篇文章的小标题包括：法律与历史，法律与文化，比较与方法，等等 。文章的篇幅不大，论证也很简单，像个宣言。事实上，我当时真有这样的想法。我希望从 自己的专业开始，对我所不满的法律研究现状加以改造。由此可以想见我当少年气盛、意气 风发的情形。我的文章当时也许引起了一点注意，但以后却没有什么影响，这也使我对法律 史界乃至法学界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经过几次类似的接触，我想在专 业方面有所作为的初衷逐渐淡化而至于消失。1985年夏天，也是我研究生毕业的那个暑假 ，我参加了另一次“外国法制史”年会，此 后，我没有再参加法学界的任何一次会议。我并非有意要疏离于法学界，在我的头脑中，其 实并没有什么“界”，我很早就习惯于不按学科或者知识上的分类来给自己下定义。我只是 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
我就这样按照自己兴趣的指引前行，虽然也在不断地反省，但是没有形成什么理论。我没有 构造体系的欲望，也没有特别感觉需要系统的理论。我需要的，也是我在反省中不断总结和 审视的，只是一些原则，一种方向感。但是我并不轻视理论，更不排斥理论，我只是不想专 门去造一个理论出来，我想让它自然产生，甚至，依我当时的看法，它最后有没有产生也无 关紧要。这一点其实同我的学术兴趣和禀赋以及我对它们的认识有关。我曾经自认为喜爱哲 学和历史，但我读哲学书，了解到自己不善作纯思辨式的思考，读历史书，知道自己不喜作 纯学究式的考证，毋宁说，我的兴趣是在哲学与历史之间，让思想不离材料，让材料贯以思想。可能有人会说，这样作的结果，是既没了历史，也丢了哲学，或者，这既不是历史，也 不是哲学。也许真是这样，但那又有什么关系?智识活动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它们是否合乎既 有的知识分类，而取决于这种活动是不是对人类的知识有所贡献。因此，我并不关心自己的 研究能不能被归入某个专业。比如，它是不是“法制史”的(尽管在评职称这类事上总有人 要抓住这一点)，而只关心我所研究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值得研究，我的研究是不是有新意， 我在研究中是不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己的知识资源，等等。同样，着眼于这些，一个人是 不是在法学界或者其他什么学界中活动，他或她在别人眼中是正统还是异端，也都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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