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言论出版自由-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最后，这对我们的神职人员也是一椿不光彩的事。对他们的工作和教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教化，我们的估计并没有这样坏。既然有了并且还将继续有这样多福音之光，而教士们又不断地在宣教，结果他们所遇到的却原来是一帮没有教化、没有原则的乌合之众，只要出一本不管什么小册子稍微吹他们一下，他们就会抛弃自己的教义问答和基督徒的道路。教士们宣教了这样久，对教民们又有了这样大的诲益，然而人们仍旧认为不经过检查就不能放手让教民们看两三篇论文；印发并散布的讲道集和讲演集已经是汗牛充栋了，甚至让其他书籍都无法发售，但只要遇到一个小册子之类的小武器就必须躲到出版许可制的圣安格罗城堡中去，否则就无法防御，教士的一切竟被人这样轻视，人们就大有理由认为这对他们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上议员与下议员们，也许有人会对你们说：有学识的人非议这项法令的理由都是浮夸之辞，而不是实在的说法。为了防止这一点，我可以把我在宗教法庭猖撅一时的国家中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一切复述出来。我有幸和他们的博学之士来往。他们都认为在英国哲学理论是可以自由发抒的，并认为我能生长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是很大的幸运。而他们自己却不住抱怨自己的学术陷入了一种奴役的状态。就是由于这种状态才使得意大利智慧的光辉一蹶不振。近年来除了谄媚阿谀之词以外并没有写出过任何其他东西来。我就在这里会见了年迈力衰的名人--伽利略，他由于在天文学上的见解和圣·方济各会以及圣·多明我会的检查员的思想不合，就被宗教法庭囚禁起来。当时我虽然知道英国也处在主教的枷锁下痛苦地呻吟，然而其他国家既然这样相信我国的自由，我也就把这种信心当成未来幸福的保证了。但当时那样多高贵的人都还赋闲在野，因此这事便不是我所能想望的了。其实那时的解放事业是世界上所有的革命者都不能忘怀的，他们完全应作为其中领导者。当那个解放事业开始以后，我就一点也不害怕。我认为自己在其他国家的学者中所听到的对宗教法庭的抱怨，决不会被我们同样博学的人在议会执政期间提出来抱怨书籍出版许可制。然而事实上这种抱怨却如此普遍地产生了，当我表示自己同情他们的不满时，如果不致见怪的话，我倒要引证一个事例来说明当时的情况：以往有一个太守很得西西里人的爱戴，后来听到西西里人一再指控维列斯。我国有许多尊敬诸位而又受到诸位专敬的人，他们向我们颂扬诸位的话决不会少于西西里人民的控告。然而他们却一再劝说和请求我决不要灰心失望，而要把我在公正理性的指导下为争取废除这一奴役学术的制度所产生的想法提供出来，因而这就不是一种奇特的幻想，而是素养学识高于一般庸人、可以促进他人接受真理而又可以从他人身上接受真理的人的普遍的不满。上述的情形就能证明这一点。在他们名义下，我决不因为畏惧敌人或顾虑朋友而隐瞒众人的物议。人们认为，如果我们又象宗教法庭那样实行许可制，那末我们自己就会胆小，如鼠，而且对于他人疑神疑鬼，以致还没有明了内容，便感到草木皆兵，对每一本书都害怕。某些人在不久之前几乎被人家禁止宣教，然而现在又转过来限制我们，除了他们自己高兴的以外决不让我们念其他的书；因此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人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而只能认为他们是企图再度对学术进行暴君式的统治。不久之后，事实就会无可争辩地证明，主教和长老会的长老在名义上和实质上对我们说来都是一丘之貉。以往主教制的流弊是通过五六个或一二十个主教区普遍在人民中间为害，而现在这种迫害就将完全加在学术身上，这一点是瞒不过我们的。现在一个小小的、粗鄙教区的神甫会骤然一跃而成为”书籍大教区”的大主教了。这时，除开审查书籍外，其他的职务也归他兼理，所以就形成一种神秘的兼职者。这些人在不久以前还大声疾呼地反对主教垄断学士学位的授予，否认教区教民的单一裁判权，而现在却在家里以一个平民的身分兼掌了这两种职权，管理着最优秀和最有价值的书籍以及最卓越的作家。严肃同盟的信徒和新教教友们，这决不是我们所作的事情，这简直不是推翻主教制，而是换上了另一种主教制；这只是把主教府的统治来了个改头换面，这只是老一套的出钱代折苦行忏悔的狡技。因此在某一个时候仅只是对未经许可的小册子感到惊恐，过几天就会对每一个秘密集会都感到恐惧，再过一些时候就会把每一个基督徒的集会都当成秘密集会了。我坚信，一个国家如果法度公正宽宏，一个教会的基础如果是信仰和真正的知识，便决不会象这样胆小如鼠的。现在事实上宗教中并没有规定写作自由应由人们模仿主救从宗教法庭那里学来的制度加以限制，如果诸位一定要我们受检查员的辖制，那就准会使一切学术界和宗教界的人士感到疑虑和丧气。人们说主教制被推翻之后，一切出版事业就将开禁，在议会执政期间这将被认为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特权，这是光明的降临。谁又看不出这种政治活动是何等巧妙，谁又看不出主谋者是哪一个呢？现在主教们已被撤下来并被赶出教会，看起来，我们的宗教改革似乎只要留出职位让其他人用另一种名义来填补就行了。主教那一套鬼把戏又重新发芽滋长了，真理的瓶子就不能再流油了，出版自由又必须用主教式的20人委员会加以箝制，人民的特权就会被取消，更糟糕的是学术自由又必须在老的桎梏下发出呻吟，而这一切都是在堂堂议会之下发生的。不过这些人本身和主教们论战时所提出的攻击和辩护，都会让他们想起这种侵害人权的残暴制度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所产生的效果都和原来的目的相反。它非但不能抑制教派，反而会促使它们产生并使它们拥有声誉。圣·阿尔巴斯子爵曾说过，“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因此这一法令就会被证明是教派的乳母。但我却可以很容易地说明它将怎样成为真理的后母，首先是因为它使我们不能维持已经知道的东西。理由如下：
　　只要肯动脑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信仰和知识，正和我们的肢体与面容一样，愈运动愈健康。真理在圣经中被比作一泓泉水，如果不经常流动，就会干涸成为一个传统与形式的泥淖。一个人在信仰真理时是可能成为异教徒的。如果他仅仅因为牧师对他作了某种解说，或是宗教裁判法庭作了某种决定，就不问原由地相信一个事物，那末纵使他相信的是真理，这个真理也会变成他自己的异端，一个人最愿意推卸给人家的责任就是宗教信仰问题。大家都知道，有许多新教徒和明证信德的人一生就象劳楞多的教皇臣民一样，不求甚解地接受了一些毫无价值的信仰。一个有钱的人沉湎于享乐并且孜孜牟利的时候，就会认为宗教是一个迷津，是一些不值得计较的蝇头小利，在一切的行业中唯有这一行他难于精通，不能开店做买卖。那末他怎么办呢？假如他希望有一个笃信宗教的令名，假如他在这一方面不甘落后于邻人。那末他就会找一个代理人把这麻烦事一古脑儿交给他，把自己的一切宗教事业都付托给他处理，这人还必然是有声誉有地位的神职人员。他完全归附这位神职人员，把整个的宗教货栈连同一切的锁钥都交给他管。甚至把那个神职人员本身当做了他的宗教。他认为自己能和这样一个人连系就能够充分证实他自己的虔试。他甚至可以说宗教已经不再存在于他的心中，而变成了他个人的“动产”，随着那个神职人员的来访和离去而靠近他和离开他，他招待这位神职人员，留宿设宴并赠与财物。那位“宗教先生”，一到晚上就来了，作作祷告，饱餐一顿，然后就醉醺醺地去睡觉。早晨起来在人家向他行礼以后就喝上几盅茅塞酒，或者歇几杯极为香甜可口的饮料，然后吃上一顿非常味美的早餐，比耶稣在伯大尼与耶路撒冷之间找绿色无花果时的胃口还要好得多。到八点撞，这位“宗教先生”就出去了，把他那殷勤的主人留在店里作生意，整天没有宗教。
　　还有一种人，当他们听说一切东西都应当有法令管理，一切东西都将受到管制和安排，一切的写作都必须事先通过包税人的税务所，对一切自由发抒的真理先抽上一笔酒税和货物税，然后才让它问世；这时他们就会干脆把自己交付在诸位手中，任凭诸位对他们施舍，制定任何一种宗教都没有意见。他们有的是消遗和娱乐。有的是开心的事情，从早到晚一晃就是一天，从年初到年尾，漫长的日子过得就象一个快乐的梦一样。至于旁人那样认真而坚定地揽到手里代为办妥的事情，他们又何必去伤脑筋呢？这是人民过着百无聊赖的安闲生活和知识完全失去作用时所得到的后果。象这样毫无异议的服从又是多么美好和令人向往，这又将如何使我们完全驯服啊？！毫无疑问，只有严寒的一月才能冻结出这样结实的生活格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