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言论出版自由-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这种阅读法的害处，一般认为有三种。现在不妨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兼容并包的读法可能使毒素流传。但照这样说来人类关于一切世俗学术和宗教问题的争论便应当完全取消，甚至连圣经本身也不应存在。因为这里面常说到非常粗野的渎神事件以及恶人们非常不雅的肉欲。有时还说到最神圣的人如何用伊壁鸠鲁的话急躁地埋怨天意。在其他大的争论中，对一般读者的解答都是模棱两可而十分晦涩的。大家不妨去问问犹太法学者，犹太法典中到底有什么东西那样有损他们的边注的体面，以致使摩西和其他先知都不能让他们把本文中的话说出来呢？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天主教徒才把圣经本身列为第一类禁书。在圣经之下，接着应当禁绝的便是最古的教父著作。例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列门③和欧西比乌斯写的“接受福音启示录的准备”，都把外教人在接受福音之前的淫荡事情一一数给我们听，谁又不知道伊鲁略、爱匹芳尼乌斯、热罗尼姆等人所发现的异端邪说比他们能驳倒的要多，而且往往是异端的意见比他们更加正确呢？至于说外教中所有影响最大的作家（也可以认为是学术攸关的人）写书时用的语言都是我们看不懂的，这样说也没有好处。因为我们很清楚，有些最坏的人是知道这种语言的。他们非常能干，而且非常殷勤地把他们所吸收的毒素首先灌输给宫廷中的朝臣，告诉他们最高等的享乐，并把非难罪恶的说法告诉他们。尼禄称为宴乐总监的彼得朗尼阿斯可能就是这样做的。阿列佐地方有一个臭名远扬的恶棍，意大利朝臣们又怕他又喜爱他，这人的行径可能也是如此。亨利八世也曾开玩笑他说某人“是地狱的代理人”，为了后代的缘故我不提出他的名字来。有了这种捷径之后，外国书籍的一切毒素便可以循着一个十分捷便的道路传播到人民中问来，通往印度的路程虽然可以取道契丹北面从东方去，也可以取道加拿大西方去，但和上述毒素所循的捷经比起来还是差远了。然而我国西班牙法庭式的书籍许可制度却紧紧地箝制注了出版物。从另一方面说来，宗教问题论战的书籍显然对于有学识的人比对于无知无识的人的危险更大，更值得疑虑。因而这类书籍决不能让检查者去碰它。我们很难举出例子说明任何一个无知识的人被英文的天主教书籍引诱坏了，除非是天主教的传教士推荐给他并为他作了解释，是的，这类论文不论真假如何，都象以赛亚书对那位太监一样，没有人指导是没法理解的。但我们的祭司和博士们有多少由于研究耶稣会士和琐尔朋学院的注释而受了腐化，同时他们把这种腐化的影响散布到人民中来有多么快，我们惨痛的教驯是记忆犹新的。我们不能忘记，明敏的阿明尼阿斯只是因为要驳斥德佛特一篇无名的论文而细读了一番，后来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纵然如此，如果要压制这类书籍以及大量流行而极易腐化生活与歪曲教义的书籍，就不能削弱学术和论辩能力。虽然这两种书籍极容易被有学识的人接受，而异端邪说和腐化堕落的东西也极容易从他们这里传布到民间去。但邪恶的风俗却完全能够不通过书籍而找到上千条其他的途径传播，这些途径是没法堵塞的。邪恶的说法只要有人指点，完全不凭书籍就可以流传。教士要作这类指点大可以不写书，因而也无法禁止了。根据以上各点，我不难指出这为害多端的书籍出版许可制应作为无用而又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立即予以撤除。纵使是操乐观看法的人也不能不把这制度比作一位高明的先生用关园门来拦住乌鸦的办法，此外还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如果有学问的人将首先从书籍中接受并散布邪恶与错误的说法，那么掌管许可制的人如果不是我们认为、或他们自以为比国内任何人都更可靠，更不易腐蚀，人家又如何能信任他们呢？如果说，一个聪明人就象一个优秀的冶金者一样，能从一堆矿渣似的书中提炼出金子来，而一个笨人则拿着一本最好的书和不拿书同样是一个笨蛋，也就是说纵使限制笨人读书也无补于他们的愚笨；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因为要限制笨人而剥夺聪明人在增加智慧方面的任何便利条件。如果要经常十分严格地限制，才能使一个人远离不适合阅读的东西，那末我们就不但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而且要根据所罗门和我们的救主的说法不赐给他良好的箴言，因此也就不让他念到好书。肯定他说，最没有价值的小册于对聪明人也比圣经对于笨人要有用一些。
　　第二，有人反对说，我们没有必要就不应当让自己受到引诱。同时，我们也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没有用的东西上。关于这两个反对意见我们从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里就可以提出答复；对于所有成熟的人来说，这些书籍并不是引诱或无用之物，而是有用的药剂和炼制特效药的材料，而这些药品又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至于其余的人，象小孩或幼稚的人，他们没有技术来炼制这种药品原料，那就应当劝告他们自行节制。但是要用强力来限制他们，则是宗教法庭中一切许可制办不到的。
　　第三点要说明的是：这种许可法令绝达不到自身的目的。从以上所说的看来，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了，甚至使我都不愿再作解释。所以人们说，当真纯的真理自由发抒时，它的展示是一切方法和讨论所赶不上的。
　　从一开始我就竭力证明古代一切法度清明、珍视书籍的国家，都不会采用这种许可制的办法。也许有人会反驳道，这是后未才发现的可靠办法。关于这一点我的答复是这样：这原是一椿极浅显而又容易想到的事情。纵令是难以发现的。他们也应当早就有人提出来了。然而他们并没有采用这种制度，这就向我们说明了他们抱着什么看法。他们所以不采用，并不是由于不知道，而是由于不赞成这样的办法。柏拉图是一个很高的权威，但决不是由于他那本”共和国”而见重于世的。他那本“法律篇”一直没有任何城邦接受，他在这里面为那些幻想的城主们定立了许多法令来满足自己的幻想。连在其他问题上崇拜他的人也希望把这种东西埋葬掉，并解嘲说这是他在“学园”的晚宴中多喝了两杯而失口说出来的，根据这些法律看来，他似乎除了严酷的条令所许可的以外就不能容忍任何其他的学术。这些学术大部分是偏重实际的传统技艺，要学会这一套东西，只要比他自己的对话集小得多的一个丛书就够了。同时他还规定，任何诗人的写作在没有经过法官或法庭人员审查批准以前不得向任何平民朗诵。但事实很明显，柏拉图的原意是说这种法律只能适用于他邢幻想的共和国。但当初他不甘受自己的立法限制，而要去管闲事；他写下了许多对话和乌七八糟的警句，同时又不断地研读索福龙·密摩斯和阿里斯托芬等人粗鄙不堪的书；阿里斯托芬对自己的朋友曾进行恶毒的诽谤，柏拉图还介绍暴君代奥尼苏去念他的书，其实代奥尼苏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来消磨时间。根据这些，柏拉图就很应当被自己的长官驱逐出境。试问他象这样做又有什么必要呢？同时他也知道他那种诗歌的许可制必须联系到而且要依靠他那幻想共和国才许多别的条令，而这些在现实的世界里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他自己以及任何其他的长官与城邦都没有采用那种办法, 如果把那种办法和其他并行的法令分开，就必然等于虚设和毫无结果。因为他们如果采取其中一种严格的办法，就必须无分轩轾地也注意管制一切其他同样易于腐蚀心灵的事物，否则单独在一方面下功夫是必然徒劳无益的。这就等于把一道门封起来防止腐蚀，而又不得不把周围其他的门大大地敞开一样。如果我们想要通过管制印刷事业来移风易俗，那我们就必须同样管制快人心意的娱乐活动。除了庄严的和陶立安式的音乐以外，我们就不能听其他的音乐或者写作、咏唱其他的歌曲。同时对于舞蹈也必须有经过许多备案的表演者；任何姿态、动作和风格，要不经他们批准认为是纯洁的，就不能教给我们的青年人。这一切柏拉图都作了安排。如果要对每一家人家的琵琶、提琴、吉他等都加以鉴定，这种工作就不是二十个许可制检查员所能胜任的了。人们的闲谈也不能任其自流，说话的内容也势必事先经过许可。试问发抒柔情蜜意的民歌小调在闺房中低声轻柔地弹奏出未，又有谁去禁止呢？还有，窗口和阳台也是必须考虑到的。有许多狡狯的书籍，外面包着一个“包藏祸心”的书皮发售，这又由谁来禁止呢？是不是也由那二十个许可制检查员来管呢？此外，乡村也必须派查访员去检查一下短笛和三弦琴到底演奏了一些什么，甚至连民歌和市镇上的每一个提琴师所奏的全部乐曲也得管管，因为提琴师就是乡下人的桃源派和蒙特·梅优，其次，英国人家庭中的豪华奢侈的饮宴已经受到了国外的訾议，诱问民族的堕落习气又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呢？谁又能来管制我们日常的狂欢饮宴呢？同时，民众常常到沽酒卖醉的酒家去闲荡，那又有谁来禁止呢？其实裁缝裁剪的服式也必须有经过许可制挑选出的头脑比较清醒的师傅来监督，以便制出不致伤风败俗的衣服。男女青年互相交谈是我国固有的习惯，那时我们也必须加以管制。试问又有谁去指定应当讨论什么、提出什么论题，而不致超越范围呢？最后，淫乐场所又有谁去禁止，宵小结群又有谁去驱散呢？所有这一切都将存在，而且必然存在。至于如何使它为害最少、引诱最小，那就是当轴诸公的治术之所在了。如果我们从现实世界退到绝对无法实现的新大西岛和乌托邦的政体中去，那对我们目前的情况是毫无稗益的。我们必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也就是上帝指定而无法逃避的世界中制订清明的法律。这一点是柏拉图的书籍许可制所不能办到的，这种许可制必然会牵连到许多其他的许可制，那样我们就会变得荒唐绝伦、疲惫不堪而又束手无策。但那些不成文的，或者至少是非强制性的，道德教育中的宗教和世俗法律都能作到这一点。柏拉图在这儿说这种法律是共和国的纽带和每一条成文法的带基。在那些容易逃避许可制的事情中，它们将起主要作用，法纪颓废和疏忽懈怠自然是共和国的死敌，但要分别什么地方应当用法纪限制、用刑罚督责，什么地方只有说服，那便是政术之所在了。如果对成年人每一种行为的善恶问题都加以规定、限制和强迫，那末美德就将徒具空名，善行也就无须赞扬了，严肃公正和节制也就没有好处了。有许多人抱怨天意不应当让亚当逆命。这真是蠢话！上帝赋给他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做作的亚当，木偶戏中的亚当。我们自己对出于强制的服从和爱以及被动的才干也并不推崇。因此上帝就让他自由，在他前面摆上一个诱人的东西，甚至还把这东西送到他眼前去。他的优点、取得报酬的权利和值得赞扬的节制便都包含在这种情形之中了。上帝要在我们身上产生情欲，在我们周围设置享乐之物；如果不是这些东西经过适当的调节就能成为美德的构成成分，试问上帝又何以要这样做呢？如果有人想要借消除罪恶的事物来消灭罪，那他就是个不通人事的人。因为你虽然在一个时候能从某些人身上消除掉一部分，但你一面消除，一面就集起了一大堆东西。同时，象书籍这类普遍存在的东西，也没法把罪恶从其中消除，纵使你做到了这一点，罪恶也还是原封未动地存在着。你虽然夺掉了一个贪婪之徒5娜坎莆铮椿故橇粝铝艘豢疟κf--因为你无法剥夺他的贪婪。你纵使把一切贪欲的对象都消除掉，把一切青年都幽闭起来用最严格的纪律加以管理，但你却不能使原来不纯洁的人变得纯洁。因此，处理这一问题时就必须极端审惧而又明智。纵令我们可以用这种办法消除罪恶，但应当注意的是我们象这样消除了多少罪恶，就会破坏同样多的美德。因为德与恶本是一体，消除其中之一，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了。这就证明上帝的至高天意是有理由的，他一方面命令我们节制、公正和自治，但又在我们周围大量撒下令人贪恋的东西，同时又赐给我们一个漫无限制而无法满足的心灵。试问我们又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严格的制度，忤逆上帝和自然的意旨，取消那些考验美德和体现真理的东西呢？而书籍如果允许自由出版，就正是这样的东西。我们最好能认识到：法律如果限制了本性无定、并且可以无分轩轾地产生善果与恶果的东西，它本身就必然也是漂浮不定的。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就宁愿要一点一滴的善行而不要大量强力限制恶行的东西。因为上帝对于一个贤德之人的成长和完整，比对限制十个恶人的问题要关心得多，其实我们的视、听、言、行，都可以说是我们写出的书，其效果和写作是一样的。如果被禁止的仅仅是书籍，那末这一条法令似乎从根本上就不能达到本身的目的。我们难道没有看见非议国政的刊物在不断的攻击议会和我们这个城市吗？这还不止是一次两次，而是每星期都有。墨迹未干的刊物就能向我们证明许可制究竟作了一些什么。然而有人又会认为这就正好证实了这条法令的作用。他们会说：这就是实行了这个法令。但肯定他说，假如这项法令对这个特殊事例的作用就是放纵无度和盲目行事，那么今后对其他的书籍又将怎样呢？上议员和下议员们：如果你们想使这条法令不形同具文，那就必须取消和禁绝一切未经许可而已经刊印散发的诽谤性书籍，只有在你们把这些书都开列出清单来，人们才能知道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不禁止的。同时还要下令，一切外国书籍，未经审阅不得流传。这样的机关就不是少数几个检查员终日劳碌所能应付的了，而且这种人还不能是一般的庸人。此外还有些书籍是一部分有用而且绝妙，另一部分却有毒而有害；为了使学术的共和国不受到损害，就必须有更多的官员来加以删改。最后，当他们手中大量书籍不断增加的时候，诸位大概还必须把屡犯不改的印刷商开具名单，禁止他们收进任何可疑的活版。简单他说，如果诸位要使这条法令执行得严格而没有漏洞，那就必须完全根据特里腾宗教会议和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方式加以修改。然而这些我认为诸位是绝不愿意作的。纵使诸位违犯天意、降格以为，这条法令对于诸位原来要求的目的还是残缺不全和没有效果的。如果为的是防止教派的兴起，那末谁又会这样不学无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许多教派一向把书籍当作一种障碍而加以抛弃。但它们却能单凭不成文的传統习惯历经多少世代保持自己的教义纯洁，不发生混淆。基督信仰在以往的某一个时候也只是一个教派，然而谁都知道在福音书和使徒书信出现以前早就传遍了亚洲。如果这条法令为的是纠正风俗，那就请看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例子吧。那见的宗教法庭对书籍的限制极为严格，然而他们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更好、更诚朴、更明智、更纯洁一点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