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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皇帝都变成了基督徒。我认为他们关于这一方面的限制并不比以前严，所有被认为是大异端邪说的书都经过检查、驳斥、并在大公会议上加以谴责，但直到这时，并没有被帝国当局禁止或焚烧：至于外教作家，除非他们象波非利阿斯和普罗克卢斯那样公开谩骂基督教，否则就没有禁令禁止他们。直到公元400年左右，在迦太基宗教会议上，才规定禁止主教阅读外教人的书，但异端邪说还是可以读的。早在他们以前，其他人则是忌讳异端邪说的，但不那样忌讳外教人的书。早期宗教会议和主教们只是常宣称某些书不值得推荐或流传，读与不读却由各人给良心决定，一直到公元80O年以后才改变。这一情形早就由特里腾（特令托）宗教会议给伟大揭发者保罗（萨比）神甫所指明。从公元800年以后，罗马教皇就尽情垄断政治权利，想象从前控制人们的判断一样，把自己的统治之手伸出来遮注人们的眼睛。凡属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他们都禁止阅读，并且付之一炬。但他们的检查还是较宽的，蒙这样处理的书并不多、直到马丁五世才下诏书，非但禁止读异端邪说的书，而且首开先例把读这类书的人开除教籍。教廷所以发布较严的禁令，主要由于那时威克里夫和胡斯的书已经震动一时。教皇利奥十世和他的后继者一直遵循着这条路，直到特里腾（特令托）宗教会议与西班牙宗教法庭同时举行时，才产生了或补齐了禁书书目和删节索引，把许多古代优秀作家的五臓六腑都翻一个过。对他们说来，这种侵害比任何人在他们坟上所能做出的侵害都要严重。而且他们还决不限于异端邪说，任何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他们都不是下禁令，便是直接列入新的情况目录。为了使他们的侵害手段更加严密，他们最后还创制一项办法，规定所有的书籍、小册子或论文，不经两三个如狼似虎的修士批准或许可，就不许印行。好象圣·彼得把天堂里管印刷的钥匙＠也交给了他们似的。我们不妨举些例子来看：
　　兹命法官齐尼审查本书中有无不可出版之处。弗罗棱萨区
　　副主教文生·拉巴塔。
　　此书已经审阅，其中并无妨害天主教信仰及礼教之处，特此
　　证明……，
　　弗罗棱萨区法官尼河罗·齐尼。
　　根据上述证明，达文札蒂此书可准予付印。
　　文生，拉巴塔等。
　　准予付印，7月15日。
　　弗罗棱萨市宗教法庭法官修士西蒙·芒贝
　　达美利亚。
　　诚然，他们有一线想法；如果陷在无底深渊中的人没有及早越狱逃跑，那么这四道符咒就能把他关在下面，永世不得翻身，我只怕他们下一步就会把克劳狄乌斯要实行而没有实行的出版许可令抓到手里了。现在请看看另一种形式--罗马的戳记：
　　如主教府理家批准，即可准予出版。
　　副摄政，贝尔卡斯特罗。
　　准予出版。
　　主教府理家，修士尼河罗·罗道菲。
　　有时在一篇标题页上就可以发现五条出版许可令；一唱一和地写在上面，洁好象几个秃头僧侣在点头互相恭维一样，而作者则只能莫名其妙地站在旁边，不管他那申请书下批的是付印还是退回都是如此。正是这些应答圣歌和可爱的对口曲，在不久之前用它们悦耳的回音把我们的主教及其下属迷住了；于是他们便如法泡制地制定了那线气派十足的出版许可令，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其中一种是从伦伯斯主教府里出来的，另一种是从圣·保罗教堂西边出来的。这一切都是死抄罗马，连命令文都是用拉丁字写的，就好象写这命令的那支渊博而讲究文法的笔，落墨就只能是拉丁字一样。他们也许认为任何别的语言都庸俗得不配用来表达这样纯真高责的出版许可令。但说英语的民族在自由方面的成就是独步古今的。我倒希望他们是因为在英文中找不到那样奴颜婢膝的字来写出这条独断专横的许可令才用的拉丁文，以上我把这书籍出版许可令的制订者和来源向诸位作了清楚的陈述，并条理井然地指试了它的来龙去脉，这种命令在任何古代的国家、政府或教会中都从未听到过。我们自己远近的祖先们遗给我们的法令中也没有这种规定，任何经过宗教改革的城市或外国教会的现代习俗中也没有这样的命令。这是从最反基督的宗教会议和最专横的宗教法庭上发出的。以往书籍和尝灵一样，可以自由进入这个世界。心灵的生育受到扼杀并不比身孕的生育受到的多。并没有一个嫉妒的的诺架着腿在诅咒任何人的心灵子嗣的出生。假如生出来的是一个魔鬼的话，谁又能说不应当把它付之一炬或沉入大海呢？但一本书在出生到世界上来以前，就要比一个有罪的灵魂更可怜地站在法官面前受审，它在乘渡船回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以前就要在阴森黑暗的环境中受到拉达马都斯那一伙人审判；这种事是从未听说过的。直到那个牛鬼蛇神似的罪恶机构（罗马教廷）由于宗教改革而感到心慌意乱，才找出一个新的灵簿狱和地狱，以便把我们的书籍也归入应遭天罚之列。我国想过宗教法庭瘾的主教们，和他们的一批喽啰如获至宝般地、煞有介事地抓住了这小点稀世之珍，并令人唾骂地加以模仿。书籍许可法令的肇始者无疑就是这批人。诸位是决不会喜欢他们的。当有人渎求诸位通过这一法令时，诸位的原意和他们那种罪恶的企图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许的。凡是知道诸位行为如何正直并如何尊重真理的人便可以立即证明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说：制定者虽坏，法令本身如果是好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也许是这样。但如果不把它说成是这样的一个奥妙的发明，而用人人都能明白的方式说出来；同时，事实上古往今来一切法度清明的共和国都不采用它，唯有那些极端虚伪的煽动者和压迫者，才急于向它乞灵，其目的又只是破坏和阻挠宗教改革的来临--在这种情形下我就会同意某些人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十分棘手的丹药，连刘利阿斯也不知道怎样从这里面提炼出好东西来。说到这里，我只要求诸位在我没有一一分析它的性质之前，应当把它当成一种危险和可疑的果实看待。肯定地说，从结出这种果实的树来看，它是理应如此的。但目前我还是要按照前面所提出的顺序，先说以下的问题：不论书籍如何，我们对于阅读问题应采取什么看法？阅读的利弊如何？
　　摩西、但以理和保罗对埃及、迦勒底和希腊的学术都非常精通。不博览它们的书是不可能办到这一点的，保罗尤其认为在圣经中插入希腊三个诗人的句子也不能算是渎神，这三人中有一个还是悲剧家。如果我们不坚持引用他们的事例的话，那么应该知道这一问题在原始基督教的圣师之中有时还是引起争论的。但主张阅读既合理而又有益的人究竟占压倒优势。当基督信仰最阴险的敌人--叛教者茹里安下令禁止基督徒研究外教学术时，这一点就非常清楚了。他说：“他们将用我们自己的武器伤害我们，用我们的科学与艺术征服我们。”果然，基督徒由于这个阴险的法令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几乎陷入无知状态。所以阿波林纳利阿斯父子把圣经改变成讲演、诗歌、对话等形式，并拟定一部基督教文法，他就象人们说的那样从圣经中制定了七大学科。但历史家苏格拉底说：神意的安排比阿波林纳利阿斯父子的辛勤劳动要高明得多，因为他把那条破坏学术的法律连同制定者本人的性命一起消灭了。由此看来，他们认为禁止学习希腊学术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并认为这种迫害比代克优斯和代奥克利兴的公开残酷手段为害更大，更能暗中削弱教会，圣·热罗尼姆在四旬节的一个梦里由于念西塞罗的作品而受到魔鬼的鞭打，这事大概也是由于上一政治趋势而产生的。要不然便是他那时害了热病，因而昏昏沉沉地看见了幻影。假如鞭打他的是天使，那就除非是责罚他研究西塞罗学说过多，责罚他阅读的方式不对而不是谴责他读着没有用处。否则他念严肃的西塞罗作品就受罚，而读放荡的普劳图斯的作品（据他自己但白，不久前读过）倒不受罚；同时受罚的只是他一个人，而其他许多古代的教父晚年都拿这些绮丽轻松的作品消遣却并不受这种魔影的鞭答，那就未免显然不公平了。比方说，巴西尔就曾教导别人说荷马的游戏诗“马吉梯斯”（现已失传）如何可以善用，那么意大利的浪漫诗“摩甘提”为什么就不能同样加以利用呢？纵使我们同意可能在异象中受审，但欧西比阿斯所记载的异象比热罗尼姆给修女欧斯托兴写信时所说的这个故事早得多，而且他还没害热病。公元240年，教会中有一个代奥尼苏，亚历山大尼权斯，以虔诚和博学著称；这人就是以精通异端的书籍来反对异端的。后来有一个神甫严厉地指摘他何以竟敢胡乱读这类恶浊的书籍。这位高尚的人不愿冒犯他，于是便发生了内心的矛盾。他在一封信上说，后来上帝忽然赐与他一个异象，说了这样几句使他安心的话：“你不论拿到什么书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的能力作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物。”他对这个启示很愿接受，因为这更符合“帖撒罗尼迦书”上所说的：“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他还可能提出帖撒罗尼迦另一句深入人心的话：“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不但酒和肉是这样，而且连一切好的和坏的知诚都是这样。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书籍就象酒和肉一样，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但上帝在那个不容置疑的异象中始终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至于选择问题就随各人判断了。对坏的胃口来说，好肉也和坏肉一样有损害。最好的书在一个愚顽的人心中也并非不能用来作恶。固然，坏肉纵使用最合卫生的烹调法也不能产生什么好的营养，但坏的书籍在这一点上却有所不同; 它对一个谨慎而明智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他善于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谢尔顿在我国的学者中是领袖人物，现在正和诸位一起任职于议会之中，我所能援引的证明又有什么能比他的话更好呢？他那部论自然法与国家法的书中，不但旁征博引地搜集了许多大作家的意见，而且还用许多出色的理由与公理用数学的方式证明道：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错误在内，不论是听到的、念到的还是校勘中发现的，对于迅速取得最真纯的知识说来，都有极大帮助。因此，我认为上帝从前普遍扩充人类肉体的食物时，始终没有用节制的原则，因此，正和以前一样，关于我们心灵的食粮和消化问题，他也任人选择。这样，每一个成熟的人便都要在这一方面使用他最高的智能。节制是多么伟大的美德，在人的一生中又是多么重要啊！但上帝把这样大的事情完全交给了成年人，让他们凭自己的品性作决定，此外并没有提出任何法律或规定。因此，当他在天上亲自为犹太人定律法的时候，每人每天所得的食物是一俄梅珥。这一分量纵使是胃口最好的人吃三天也吃不完，这些“都是入口的而不是出口的，不可能污秽人”于是上帝便不会把人们永远限制在一切规定好了的幼稚状态之下，而使他自己具有理智来选择。如果对于一向用说服来管理的事物转瞬间增加许多法律和强制规定，那么说教就没有工作可做了。所罗门告诉我们说阅读会使身体疲乏，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英明的圣经作者都没有说阅读是不合法的，如果上帝认为限制阅读是有益的，那么他告诉我们阅读那类书籍不合法比告诉我们阅读会使身体疲乏要简单得多。至于受圣·保罗劝导而改奉基督的人焚烧以弗所那些书的问题，答复是那次烧的都是关于幻术的书。这是叙利亚人烧的，是一种平民自发的行为，我们可以自发地加以模仿。那些人在悔恨之中把自己所有的书烧掉了。当地的长官并没有受权办这种事。叙利亚人实行了那些书中的邪术，其他的人如果只是阅读的话，便可能从其中获得益处。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善与恶几乎是无法分开的。关于善的知识和关于恶的知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千万种难以识别的相似之处，甚至连赛克劳碌终生也揀不清的种子都没有这样混乱。在亚当尝的那个苹果的皮上，善与恶的知识就象连在一起的一对孪生子一样跳进世界里来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劫数，亚当才知道有善恶，也就是说从恶里知道有善。因此，就人类目前的情况说来，没有对于恶的知识，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作选择，有什么节制的规矩可以规范自己呢？谁要是能理解并估计到恶的一切习性和表面的快乐，同时又能自制并加以分别而选挥真正善的事物，他便是一个真正富于战斗精神的基督徒。如果一种善是隐秘而不能见人的；没有活动，也没有气息，从不敢大胆地站出来和对手见面，而只是在一场赛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我是不敢恭维的。在这种赛跑中，不流汗、不吃灰决得不到不朽的花冠。的确，我们带到世界上来的不是纯洁，而是污秽。使我们纯化的是考验，而考验则是通过对立物达到的。因此，善在恶的面前如果只是一个出世未久的幼童，只是因为不知道恶诱惑堕落者所允诺的最大好处而抛弃了恶，那便是一种无知的善，而不是一种真纯的善。它的洁白无暇只是外加的一层白色而已。严肃的诗经斯宾塞尔（我个人认为作为说教者，他比邓司·斯科塔司和托马斯·阿奎那斯都强）通过奎恩来描写真正的节制时。奎恩是带着棕榄叶的十字架经过马蒙洞和人间幸福之亭出现的。这样他就能看见，也能知道，但能自制。因此，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关于恶的认识与观察对人类美德的构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辨别错误肯定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既然如此，我们如果想探索罪恶与虚伪的领域，又有什么办法能比读各种论文、听各种理论更安全呢？这就是兼容并包的读书法的好处。